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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撂绳多民族互动网络的构建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民族互动和交流日益频繁，民族关系研究日益深入。科学家们围绕民族关系模式的变化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他们通常专注于宏观或宏观层面，对微观现实的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大众互动网络的研究很少。近来,有学者提出了内生性民族关系的问题,主张关注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及其优化,以探寻“内生性”的发展路径［１］。而在笔者看来,内生性民族关系的探讨离开了民间基层的互动,研究则不能深入,基于这种现状,本文试图通过“万人扯绳”的形成发展、仪式展演及其中的族际互动对内生性民族关系进行微观研究。“万人扯绳”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的特有民俗,已有600多年历史。该活动由当地汉、藏、回等众多民族共同参与,是我国重要的民俗文化遗产,为当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已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一、 构建晶圆社会的地方性民俗 临潭,古称洮州,自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羌、氐、吐谷浑等古代少数民族都曾在这一地域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一度占领洮州,其后代与当地汉族及其他民族长期杂居融合,成为洮州藏族的先民。明代则是洮州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明初朱元璋认识到“洮州西控番夷,东蔽湟陇,自汉代以来备边之要地也”［２］,并于洪武四年设置洮州军民千户所一处,百户所七处,汉番军民百户所两处,隶属河州卫［３］。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春正月,“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讨之。”［４］沐英率军西征,期间,以“牵钩”①作为娱乐游戏以增强将士战斗力和凝聚力。战后,明朝升洮州军民千户所为洮州卫,并派遣大批屯军及其家眷来此定居,又“移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户于诸卫所”［５］。屯兵和移民中,除了大量汉族外,还有部分回族②,他们构成了洮州汉、回两族的主要来源。由此,洮州地区藏、汉、回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 洮州卫设立后,在洮阳城东60里处修筑新城③,为洮州卫治所,洮阳城改为洮州旧城,并任命安世魁为镇守使在旧城长期镇守。在其治理下,洮阳城成为军民一体、商贾云集、多民族和平共处的繁荣之地。期间,他沿袭了沐英时期军队中的“牵钩”,并扩散至民间,参与民众除了洮阳城内的汉、回两个民族之外,还有周边慕名而来的藏族,“牵钩”也被称为扯绳。而洮州是一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自然灾害极为频繁,在这种现实情境下,民众“以牵钩占年岁之丰歉”,祈求庄稼丰收。洪武二十八年春,西海(今青海)蒙古人火落赤纠集甘川青交界的部落头人聚众抗明,秦王朱爽命安世魁前去游说,其后,五国(即五个部落)响应归顺,叛乱也随即平息,但安世魁在班师途中遭流寇袭击,遇害身亡。洪武三十一年春,明太祖召封天下英烈,安世魁被敕封为“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并“立庙享祀”［６］,成了保护一方水土的地方神,汉族回族尊其为“五国爷”,藏族尊其为“佛爷”。此后,扯绳游戏约定俗成,定期举行,在祈求庄稼丰收和娱乐民众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祭祀神灵之意。传统的扯绳活动,每隔两至三年都会举行一次,由负责田间管理的青苗会组织。据《洮州厅志》载:“其俗在西门外河滩,以大麻绳挽作两股,长数十丈,另将小绳连挂大绳之末,分上下两股,两钩齐挽。少壮咸牵绳首,极力扯之,老弱旁观,鼓噪声可撼岳。”［７］ 梳理与扯绳相关的历史文献与集体记忆,我们可知,沐英将江淮牵钩之戏带至洮州,安世魁促使扯绳之俗形成。沐英时期的“牵钩”只有士兵,没有民众,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从此地到彼地的转移与复制。安世魁时期的“牵钩”走出部队,扩展至民间,由军民共同参与,“扯绳”习俗已具雏形;而其由人向神的升华,使得扯绳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家”的影子,走向民间,“扯绳”正式成为了洮州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地方性民俗。 如今的扯绳由临潭县体委和城关镇总体指挥,由农民文化宫管委会④具体组织举办,于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晚上举行,每晚三局,三晚九局,人数七八万至十多万不等,最多曾达到15万人,比赛时以县城十字街为分界点,居住在十字街以北的人划为上片,十字街以南的人划为下片,上下片分别往各自的方向扯,极为热闹。电视台、报社等媒体都曾对此做过专题报道,2001年7月,万人扯绳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 万人剽绳仪式的展开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科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理论,认为仪式是一种相互关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８］。围绕“绳”这一焦点,万人扯绳的仪式可分为“扯绳前奏”、“扯绳开始及高潮的到来”、“扯绳结束及结束后的情感体验”三个阶段。在仪式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互动,给不同民族带来了共有的情感体验。 (一) 仪式:“祭龙”仪式 1.捆绳。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二之间为执情人⑤捆绳时间。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