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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毒性的研究进展 中医毒性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临床安全用药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我国医药发展历史中,其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共同形成中药的性能理论,同为指导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由于效毒二重性是药物作用的基本特性,因此在加强中药毒性的研究中,有必要对中药毒性内涵与分级等基本内容进行历史溯源,对中药毒性的传统与现代认识进行比较与探讨。 1 中药毒性的历史起源 1.1 明清时期法律对药物毒性的认识 我国对中药毒性的初步认识,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对药物的发现和认识,并在生活和医疗实践中,将其得以逐渐积累并流传后世。先秦的《山海经》记载了120余种药物,其中提到,莽草可以毒鱼,无条可以毒鼠,芨可以毒鱼等。《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医书,其中就有“毒乌喙”病名和“毒堇、雄黄、乌喙、雷矢、半夏、藜芦”等有毒草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云:“神农乃教农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后世的《医学问答》对此有以下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论述:“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可见,古代对药物认识的初级阶段是“毒”与“药”不分,故而混称“毒药”。古代毒与药相通的概念,也反映了当时医者还不能很好把握药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作用,故将其笼统称为“毒药”。 我国现存本草文献中关于毒性理论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其中,用有毒无毒来标明药物的属性。此外,《神农本草经》将其所载的365味药物,依照有毒无毒、延年益寿及祛邪分为上、中、下3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魏晋之后,医药学者对药物毒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如在具体药物项下标注毒性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吴普本草》,书中对大黄的记载有“神农、雷公:苦,有毒;扁鹊:苦,无毒”;人参的记载有“岐伯、黄帝:甘,无毒;扁鹊:有毒”。此后,历代本草著作在各药物下一般都有“有毒”或“无毒”的标注,或“大毒”、“有毒”、“小毒”或“微毒”的标注。如《神农本草经》中“下品”药物即属“多毒”不可久服的药物;《名医别录》载录有毒药物131种;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将当时对药物毒性的认识进行整理,并在序列中增列“解百药及金石等毒例”;唐代《新修本草》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共载录有毒药物143种;北宋《证类本草》载录有毒药物223种。 明清时代,我国医药学者对药物毒性的认识不断丰富。《本草纲目》载录有毒药物361种,并列有毒草专注。清代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收载了许多新的有毒药物,诸如鸦胆子、雷公藤、万年青等;吴其浚的《植物名图考》中也单列了毒草一卷;汪汲的《解毒篇》还专门介绍了药食之有毒者,以及中毒表现和解救方法。 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迄今为止,共发布9版《中国药典》,组织医药学者编著了多部反映当代本草与中药学学术水平的代表著作,如《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毒药本草》、《有毒中药大辞典》等,其中包括对毒性药材的标注及毒性成分、毒理描述等内容。此外,国家药政部门颁布的《关于医疗用毒性药品的管理规定》,也为毒性药材的安全使用提供了行政上的保障。可见,对中药毒性的认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以不断丰富与发展的。 1.2 中药毒性内涵的文献渊源 中药毒性涵义是中药毒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著作对中药“毒”性的涵义记载不同。 1.2.1 药养和药物以通药为主,同时又两例 古代,药毒不分,混称为毒药,认为凡治病之药皆为毒药。《周礼·天宫》篇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周礼》中又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药物都有毒性,因此对服药心存畏惧。此外,我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中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的记载;《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论述。直到唐代王冰在注解“毒药攻邪”时也谓之“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谓其毒药也”。到了明代,仍有许多医家谓毒为药,如汪机认为“药,谓草木鱼禽兽之类,以能攻病皆谓之毒”;张景岳在《类经》中云:“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后世的《医学问答》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