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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闻一多的正当性人格 作为一名学者，学者的多样性总是将自己的文章与他人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如对屈原、杜甫、孟浩然、庄子、陆游等人的研究即是,他把其文都当作诗家人格的表现。其实,我们研究闻一多,如果也采用这种方法,就更能看出无论其诗作、诗论还是杂文,均是其人格的体现:正义、求真、求善、求美,凡事追求完美和极致。 闻一多的代表诗作《死水》就典型地体现出其方正的人格特征。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将该诗的所谓“豆腐块”形式和其人格作机械地类比,而是认为闻一多之所以创作如此格律的新诗,更在于他对当时新诗过分自由化“瓦釜雷鸣”现象的反拨。他极其痛恨“‘始作俑者’的胡(适,笔者注)先生”等不仅在“创作界作俑”,而且,还“要在批评界作俑”]P96。正因如此,很早就欲“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P80,且认为“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P215的闻一多,才极具针对性地于留学归国后写出《诗的格律》这篇挑战性的诗学论文,提出诗的“三美”主张,尤其强调“建筑美”内容并亲自率众实践。由是可以看出,闻一多之《诗的格律》乃是其方正人格的真正体现。 闻一多追求格律是为了“圆满”。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他说:“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用艺术来补充它。闻一多甚至以其《死水》诗之“音节”特点作论据,说:“这首诗从第一行”以至“以后每一行都是用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并且认为这首诗是他“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而且,他还断言,从此以后,“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至于“这个大波的荡动是进步还是退化”闻一多则自信地说:“不久也就自然有了定论。”P144 文如其人。从闻一多《诗的格律》极具挑衅的言辞里,我们确实看到了闻一多的性格特征:即方正和追求圆满,同时也看到了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和科学精神。当然,能够体现闻一多人格特征的并不仅限于《诗的格律》,他的其他诗学论文如《戏剧的歧途》和《先拉飞主义》,以及此前的《〈冬夜〉评论》、《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女神〉之地方色彩》和《泰戈尔批评》等,都体现着闻一多的方正人格:追求艺术的完美和极致。尤其是《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这篇文艺时评,就更体现出他的人格特征。 他首先用反问的语气肯定了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尔后,又引用西方德林克瓦特之言论:“爱国精神在文学里”,“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据此,闻一多说:“他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不仅“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在追求唯美主义达到极端的当时,他希望诗人超脱艺术致命伤的局限,学习陆游70衰翁泪洒龙床请北征以及拜伦战死在疆场的精神。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P134 在此应该说明的是,闻一多此一时期本是追求唯美主义,反对文学创作的功利性的,然而,当“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来”P80的时候,他却又不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而极力强调文学和爱国相结合。这是和其人格紧密相连的。并且,越到后来这种人格就表现得越鲜明。他崇尚陆游、拜伦的精神,最终成就他完成了生命中一首最壮美诗篇。上述拜伦的名言,则成为闻一多文学创作和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 我们之所以认为《死水》诗体现了闻一多的“方正”人格,这可从很多方面加以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闻一多以其强烈的正义感,通过对于噩梦般的现实所进行的强烈诅咒所表现出来的炽热的爱国情感。尽管诗人后来极力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但他对诗作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谁也不能否认,因为它使我们如当年的陈梦家先生一样不仅知道闻一多“有火”,而且,还从其《死水》中看出其“火”P381。闻一多当年这“火”的爆发,正使现在的我们看出其人格的“方正”。当然,能够体现闻一多爱国思想和内容以及方正性格特征的诗很多,诸如《春光》、《心跳》、《发现》、《祈祷》、《罪过》、《天安门》、《七子之歌》、《长城下之哀歌》和《我是中国人》等等。我们可以不对这些诗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但是必须知道,诗人即闻一多的形象就在这些诗中。这就犹如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所说:“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指《离骚》,笔者注),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众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