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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社会历史意义 19世纪的感知思想不仅是生物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方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它冲击了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特创论”,割断了宗教与人类在精神上的密切联系,确立了西方自牛顿、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进化观念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传遍世界,欧洲中心主义也由此找到了理论根据。可是,令人尴尬的是,对于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思想,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探讨科学观以及科学发展观问题,其中就涉及到“科学”概念的内涵问题以及“社会进化”、“社会发展”概念的内涵问题,为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反思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前提,本文根据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理论上的澄清。 一、 现实的创生—澄清达尔文进化论的内涵及其理论层次的误区问题 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的内涵问题,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内涵问题。达尔文在科学思想史上是以生物进化论而著称的,可是,有意思的是,达尔文本人是反对其中的“进步”含义的。在语言上,达尔文一般使用的术语是“有变化的谱系”(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也有人翻译为“带有饰变的由来”),而不是后来流行的“进化”(evolution)这一术语。不仅如此,在当时,像拉马克、海克尔这样的进化论者都没有使用“进化”(evolution)这样的术语,拉马克使用的是“演化”(transformisme),海克尔经常使用的是“演变理论”(transmutations-Theorie)或者“起源理论”(Descendenz-Theorie)。在语源上,达尔文所用的术语并不是来自以前的专业词汇,而是来自本国语(P.20-21)。 达尔文等人当时不使用“进化”(evolution)这个术语,主要是因为该术语具有胚胎学中的预成论色彩。1744年,德国预成论派生物学家A.v.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发明了“进化”一词,用于说明胚胎的生成与演变。哈勒之所以选择“进化”(evolution,在德文、英文和法文中都是这个词)这个词,是因为在拉丁文中,evolver的含义是“展示”。按照预成论,小胎儿是从最初紧闭的体形中展示出来的,以后的胚胎发育只是意味着体积的增加与放大。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所以人类的后裔都是在夏娃的子宫和亚当的睾丸中创生的,其形式类似于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预成论在当时就遭到渐成论者的反对,渐成论认为复杂的成体起源于最初无形的卵子。这种理论与达尔文“有变化的谱系”理论也是矛盾的,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强调变化的。 就达尔文本人来说,他不愿意使用“进化”这个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词具有“进步”含义。在达尔文的时代,“进化”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英语词汇,其含义与哈勒的用法不同。《牛津英语词典》曾经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H·摩尔(H.More)的诗句“外形的进化(展示)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与哈勒不同的是,这里的“展示”是指“表现出一个事件序列中的规则顺序”,而且含有进步、发展的意思,发展是指从萌芽状态到成熟或完整的阶段的演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英语中,“进化”一词含有进步的含义。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直到最后才使用“进化”这个词。他说:“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被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还在进化着;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丽的”(P.557)。达尔文在这里强调的是生物发展的变迁,以万有引力定律的不变性作个对照。达尔文是反对“进化”这个词中的“进步”含义的,在描述生物的结构时,他甚至不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说法。总之,达尔文不愿意使用“进化”这个词,一方面是因为该词具有预成论的含义;二是该词具有“进步”的含义,这两点都是达尔文所反对的。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系统的演变只会导致生物对所生活的环境更加适应,而不会导致结构更加复杂或异质性更强意义上的进步。 达尔文的进化论经常被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达尔文的思想中,“适者”的标准是“改善的结构与功能”,改善只意味着“面对直接的局部环境具备更好的结构与功能”,而不是当时英国人赞成的宇宙论意义上的“改善”(P.34)。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的进化不是由其内部特性决定的,而是由外在的自然选择决定的。在生物界,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但变异的方向是随机的,是自然选择保存了有利的变异,并逐渐形成适应度,所以说,是自然选择最终影响了演变的历程。在此意义上,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先生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翻译为《天演论》,是一种非常恰当的翻译。 后来,把进步、进化的思想塞入达尔文的理论中、并影响至今的始作俑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