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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法第六十四条的几个问题 中国刑法第64条规定：“即使起点被判有罪，除判处死刑和监禁以外的以外，其定罪在总刑罚以下、最高刑罚以下和情况严重的情况下，也应根据适当的理由确定执行刑罚。”。对于这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多数同志理解为: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时,如果被告人所犯数罪均被处以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一类的刑罚,那就应在判决中将数罪分别定罪分别量刑,然后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如果被告人所犯数罪中有可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重罪,则只要判处单一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即可,无需再对其余罪行一一判处刑罚。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値得商榷的。 首先,刑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请注意这里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这几个字。诚然,从执行刑罚的意义上讲,无论被告触犯了多少个罪名,被判处多少种刑罚,只要其中有一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就只能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原则,对其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是由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刑罚的判处与刑罚的执行是分属于刑事诉讼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概念。因此,我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刑法第六十四条的基本精神: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无论判处何种主刑,均应先分别定罪和分别量刑,然后再综合决定实际执行的刑期。将刑法第六十四条解释为只要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所犯数罪中的一罪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对其他罪行就无须,一一判处刑罚的观点和做法不但是缺乏根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弊病。 人民法院在数罪并罚的判决中对于已够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被告的其他罪行仍然予以定罪科刑的实际意义何在呢?我们不妨试举一个案例来加以比较说明。被告人某甲强奸、贪污一案,经一审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被告人某甲犯强奸罪,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其强奸罪量刑过重,依法改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同时维持原审人民院对贪污罪的判决。这样,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终审判决被告某甲犯有强奸、贪污罪,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假使此案的一审判决不是采取分别定罪、分别量刑的方法,而是简单地认为已经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无须再作其他有期徒刑的判决,因而在判决上虽然认定了强奸、贪污两个罪名,但在量刑时只对强奸罪判处一个无期徒刑,这实际上成了“估堆”量刑。如果二审人民法院认为此案的强奸罪应改为有期徒刑而与贪污罪合并处罚,那么,由于一审未对贪污罪判处具体刑期,结果势必使二审法院难以改判。若是该案贪污罪的有期徒刑由二审直接来确定,那么,这部分算一审还是算二审?与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有无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只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但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只限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以及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这两种情况,而本案的实际情况却是既非前者亦非后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可以说是于法无据。这种因判决方法不当而导致的“发回重审”,既造成了人民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拖延了案件审理期限,叉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 以上是一审判决中将死刑或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并处的情况。如果我们将这种逐一定罪量刑的判决方法推而广之,对一人因犯数罪而判处两个以上死刑,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呢?我们仍以上述案件为例。假设被告某甲的强奸罪和贪污罪均应处死刑,那么根据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该案因强奸罪所处的死刑,应由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或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而因贪污罪判处的死刑,则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如果不在判决中分别予以写明,而是笼统地只判处一个死刑,显然有悖于严格执法的要求。 上述情况说明,在数罪并罚的判决中,第一审人民法院坚持分别定罪和科刑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那么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终审判决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羁押改造一定时期后,大都有一个何时可以开始减刑和减刑幅度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一贯政策和我国刑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刑法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