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致仕》的道德理想与现实选择.docxVIP

《军歌致仕》的道德理想与现实选择 《热情燃烧的岁月》在江北、南方和南方非常受欢迎。这位充满红色热情的老士兵石光荣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然而，作为他的妹妹，《军歌纲要》的广告在观众中引起了负面情绪，尤其是对电影主人公高山和孙红雷的表演形式产生了强烈批评。其实，过分指责孙红雷的演技与造型，是有失公允的，作品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代替复杂艰巨的人物塑造，才是导致人物形象苍白无力的致命因素。 人物形象的伦理化，即以道德判断为中心塑造人物，这在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似乎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以这种方法塑造的荧屏形象(主要是正面人物)，常常是只在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单向范畴内近乎完美的英雄，而不是一个个“忠实于人的普通特征”的大写的人。它的实质是以假定的、理念的造型方法，取代逼真地、客观地再现生活原貌的美学原则。而在人类艺术的杰出作品中，那些永不消失的艺术典型，常常是被赋予了人的风韵、人的气度的身影，在人们理想的审美王国里，观众恐怕更钟情于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道德完善的英雄。 从《军歌嘹亮》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两部作品的人物造型来看，高大山似乎比石光荣更加完美，更堪称楷模，比如在婚恋选择上，高大山选择秋英而放弃林晚，是出于阶级友爱、甚至是出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胸怀，———对此，高大山曾有过这样一段真情告白:“林晚同志没有我，一辈子的日子也坏不到哪儿去，可是秋英没我，真不知道她能不能活呀选”因此“为了让咱们的阶级姐妹和咱一起翻身，咱们就娶了她们吧选”；可石光荣呢，他对褚琴的穷追不舍，更多的是出于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慕，是对一段“英雄爱美人”的古老故事的红色演绎。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喜欢石光荣在情爱表达中表现出的率真人性，而不是高大山在婚恋选择上传达的道德说教。 高大山为了一种政治理念，娶了已认作妹妹的秋英，而与自己心仪已久的军医林晚从此远离，从而也使自己与林晚、秋英两个女性都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这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一场婚恋悲剧。在这场婚恋悲剧中，吕师长“当英雄了，就想变了”的组织干预，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中，把“恋爱自由”等同于“乱爱自由”的政治威慑，无形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而这是一个时代的婚恋悲剧，一种理念的婚恋悲剧。但是，在整篇作品中，我们既看不到类似于《红楼梦》那样在传统规范与历史发展必然要求之间的尖锐对立，也看不到类似于《安娜·卡列尼娜》那种超越道德判断之上的对没落意识形态的深刻揭示。剧片根本无意去显示隐藏在这场婚姻悲剧中的负面代价或延伸意义，于是本来具有回肠荡气的悲剧底蕴，就在对高大山的单调的道德赞美中被淡化与被遮蔽了。 在高大山的婚恋悲剧中，战乱遭遇秋英的小环境和政治干预爱情的大背景，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为这场婚恋悲剧的主角，高大山内心深处所恪守的传统道德和功利原则，无形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里已挂上号的高大山，当然不能让自己这个“英雄”背上“陈世美”的骂名，也不会为了“爱情”丢掉“英雄”这个光荣称号带给他的功名利禄。可是作者根本不想去窥视高大山的内心世界，也懒于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背景。因此，当作品以泛化的伦理亲情、道德意识甚至是以“革命的名义”，去诠释这一人物的行为时，人物形象本身也就失去了血肉和灵魂，而成为不折不扣的“高大全”。 其实，当高大山用亲情代替爱情的时候，他的行为本身就有悖于道德，因为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从他婚后其乐融融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对一段真情的遗忘，这难道不是一种“忘恩负义”芽至于他对孤苦伶仃的林晚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另一个革命军人的关系”，只能让人感到他内心的冷漠和无情。当然在此，笔者并不是说非要写三角恋爱或婚外恋，才能表现人性美、人情美，也无意对作品树立的道德楷模或通过这种楷模传达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婚恋观念发表评论，只是非常遗憾地觉得，用一种孤立的、单向的伦理观念去塑造精神偶像，却常常被其苦心塑造出的偶像本身所击碎。 应该说，高大山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的，他的婚恋抉择和思维方式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他的婚姻悲剧也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只是因为在人物塑造上，作品以简单的道德评判代替复杂、深刻的人性描写，回避人性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冲突，也就难以创造出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因此笔者殷切地希望广大的艺术工作者，能够走出禁锢，用艺术的手段而不是伦理的涂抹，去塑造有着理想的人格、全面的人性和丰富的内涵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推演从历史文化伦理观念中演绎出的概念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