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末之辨看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三教关系的新发展.docxVIP

从本末之辨看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三教关系的新发展 魏晋末的“反本”论是儒道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起来的。它在佛教金石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是儒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楬橥, 肇自汤用彤先生。从其《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讲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述来看, “由用达体”、“由末达本”的“反本”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汤用彤以此三教共通的问题维度为切入点, 透过纷纭的史料, 以“反本”贯通众说, 梳理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与道家、儒家复杂的冲突与融合的互动关系, 从而打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难关。如果说言意之辨是玄学的方法论, 那么本末之辨则是儒道释处理相互间根本论争的基本方式。汤用彤揭示出本末之辨问题的意义不亚于其对言意之辨的发现, 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他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对于三教关系研究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虽常有称引, 但尚无专文研讨。笔者在研究中, 深感汤用彤于“反本”问题特别关注, 遂留意于兹而成此文, 冀以推进汤用彤学术思想及三教关系研究的深入。 一、 “神、道合,反本”观念的演变 “反本”简言之, 即返回本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命本性, 亦即与超越性的天道为一的人生境界。像归真、复命、通玄、履道、体极、存神等等, 均为反本之异名。2汤用彤认为“由末返本”是魏晋南北朝儒道释本末 (体用) 之争的实质。他通过对这一时期儒道释异中之同, 同中之异的分疏, 指出三教由冲突至融合的关键是它们在本体 (反本) 观上的会通: 魏晋以来, 学问之终的, 在体道通玄。曰道, 曰玄, 均指本源。三玄佛法均探源反本之学。释李之同异, 异说之争辩, 均系于本末源流之观念。党释者多斥李为末, 尊李者每言释不得其本。而当时又常合玄佛为道家, 以别于周孔之名教。道训与名教之同异, 亦为本末之别。3 这段话总括了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关系的整体看法, 极富通识, 对于厘清三教异同, 颇为关键。汤用彤首先抓住中印共具的皆本人生而重视本体的核心特性, 指出深具道家特色的人生反本说4, 是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国佛教的生长点。与西方哲学多“为知识而求知识”不同, 印度人士以智慧觉迷妄, 因解脱而求智慧。5佛教原为解脱道, 与人生关系尤切。佛教初来, 立足未稳, 只得依附固有文化传统, 汉代为佛道, 魏晋为佛玄。汉代佛道主精灵不灭, 但因业报相寻, 致落苦海, 解脱之方, 在息意去欲, 识心达本, 以归无为。及至魏吴, 神与道合说兴。由末达本, 损以至无。因诸佛之玄鉴, 还神明于本无。所谓成佛, 即是顺乎自然, 亦即归真反本。如支谶、支谦之学旨在探人生之本真, 使其反本, 其说主体是神与道合, 即“归于元气, 所谓归虚反真是也”。6汤用彤在西南联大讲授“魏晋玄学”课程时又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所谓‘道’, 即元气, 即理, 即天地之心。个人之神本即道, 因种种后天之关系, 神乃受到限制而不能与道合。……神欲解脱种种限制, 即在认识其本体。如能认识其本体, 即重新与道合一也。”7汉代佛道之反本, 在探心识之源。而魏晋佛玄之反本, 在辨本无末有之理。此中变迁之关键, 系乎道术与玄学性质之不同。“贵无贱有, 反本归真, 则晋代佛学与玄学之根本义, 殊无区别。”8 汤用彤十分注重道生的“反本顿悟”说对魏晋玄学的转折作用及对宋明理学形成的影响。当时流行的《泥洹经》将一阐提人排除在成佛可能性之外。道生充分发扬具有主体性人格蕴意的“四依”精神, 融合中印思想而提出佛性本有, 返本顿得, 并开“理为佛性”之说。此义为其顿悟说的基础, 于阐提成佛义亦有关。“返本即心性之自然发露, 即明心见性”9, 故而成佛的根据不在本性之外, 不应舍近求远, 而应顿悟, 见性成佛。道生与王弼都强调“反本”, 他们所用复返的思维方法是相同的, 但所返之“本”的内容却大异。王弼所谓“本”为本体论, 道生则指心性之源。这一变迁过程体现出宇宙本体论到心性本体的转化。道生反本顿悟说以后, 成圣成佛乃为众生均可企及之人格。此后, “超凡入圣, 当下即是, 不须远求, 因而玄学乃转一新方向, 由禅宗而下接宋明之学”。10从以上“反本”观念的演变, 可以看出佛教与儒道从格义到会通的进程。这表明“反本”之说是儒道释三教由差异到会通的契合点, 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南朝时, 佛教随着势力的日渐强盛, 在迎合玄风的同时, 还力图辨明究竟孰为根本, 这就引出本末之争, 以定其先后。汤用彤认为本末之辨可从多角度来看: (一) 若以道玄为本, 佛老均可为本, 儒家经世之教便成了末。11(二) 释道互争高下, 则皆以己为本, 以对方为末。从佛家立场言, 佛遣三弟子 (孔子、颜回、老子) 教化震旦。准此, 则佛为本, 孔老俱为末。像范泰、谢灵运皆称“六经典文, 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