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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住宿舍的法律思考 一、 戴甲、戴乙的银行等 2008年12月25日上午。当天下午, 戴乙约戴甲, 晚上到农民工职工宿舍挑衅, 又引起争吵, 被郑甲等人劝走。郑甲提醒, 可能二人还会来闹事。于是, 同宿舍的袁甲、袁乙、袁丙、袁丁、袁戊、袁己共六人商量对策, 准备了一些空酒瓶, 室内还有一把洋铁铲等, 并作了一定的防卫分工。被劝走的戴甲、戴乙一心要报复袁乙、袁丁、袁丙等人, 戴甲就打电话叫来其朋友戴丙、戴丁。戴甲携带西瓜刀, 戴乙、戴丙等各拿一截钢管再次到民工宿舍来打人。戴甲、戴乙进屋后, 戴甲持刀砍向袁丁, 而已有准备的袁氏方立即反击, 有的用啤酒瓶、有的用洋铁铲、有的用拳头与戴氏方打斗, 同时宿舍门被袁氏方关闭, 将还未进屋的戴丙、戴丁隔在屋外。打斗中, 戴甲、戴乙的凶器被袁甲等人夺取, 袁甲用夺得的西瓜刀砍向对方, 戴乙受伤后跳窗逃出屋外, 戴甲被打倒在室内。然后袁氏方打电话报警, 公安到现场, 将戴甲、戴乙送医院救治, 后来经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 戴甲轻伤, 戴乙重伤。12月26日, 警方以涉嫌聚众斗殴罪将袁氏六人刑事拘留, 2009年1月24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转为逮捕。2009年1月24日戴甲也因涉嫌聚众斗殴罪直接逮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认定戴乙在逃, 需另案处理, 对打斗时被关在屋外而未得直接打斗的戴丙、戴丁未作处理。法院审理作出判决:戴甲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袁甲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袁乙、袁丙、袁丁、袁戊、袁己均犯故意伤害罪各判处有期徒刑1年。 二、 戴甲犯聚众斗样品罪的认定 对袁氏方的行为构成何罪, 公检法三家显然有不同看法。 公安机关认为袁氏方涉嫌聚众斗殴罪, 理由是, 袁氏方估计戴氏方会再次前来找事而准备斗殴械具, 并作了分工, 主观上具有与对方争斗之故意, 客观上发生了后来的与戴氏方的打斗行为, 袁氏六人次日被刑事拘留。但公安机关把戴氏方送医后未采取强制措施, 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足够重视戴氏方可能构成犯罪, 只是到2009年1月24日将袁氏方由刑事拘留转为逮捕时才对戴甲以涉嫌聚众斗殴罪逮捕, 而戴乙已逃匿。公安机关对戴氏方的处理明显不当。 检察机关认识到了戴氏方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 (起诉书对戴甲行为引用了刑法第292条第2款, 其实应为第1款) , 但认为袁氏方在聚众斗殴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构成故意伤害罪 (起诉书中直接引用了《刑法》第234条, 其实应先引用第292条第2款。而起诉书对是否共同犯罪并未提及。检察机关显然对打斗的时间、地点、起始过程缺少必要正视, 而把双方看成同等的聚众斗殴, 又以戴氏方有人重伤的结果认定袁氏方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法院判决书表明, 法院基本同意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判决戴甲犯聚众斗殴罪, 判决袁氏方在聚众斗殴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构成故意伤害罪, 并认定袁甲在致伤戴甲戴乙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又以“本案中被害人有过错”而对其“从轻处罚”。整个判决书未直接出现袁氏方是“共同犯罪”字眼, 但引用了《刑法》第25条和第26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三、 本案不构成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笔者认为, 公检法三机关均在案件定性上有明显失误。 公安机关看到发生了打斗就认为是双方聚众斗殴, 甚至本案中只把袁氏方定性为聚众斗殴, 而置明显的戴氏方两次跑到袁氏方宿舍挑衅并首先持刀砍人的事实于不顾, 把袁氏方的防卫和抵抗说成“双方打斗”, 不予明确哪方先动手, 把打斗停止袁氏方报警叫来警察说成“警方赶到现场”“控制了事态”, 公安只救治戴氏方而并未救治袁氏方, 次日即将袁氏方六人全部刑事拘留而戴氏方逍遥近一个月并导致戴乙逃匿。 检察机关则是未看事件由戴氏方纠集四人持凶器闯入袁氏方宿舍打人而引起的事实, 将受到侵害而奋起自卫的袁氏方六人列为前六个被告人, 仅将侵害方戴甲列为最后一名即第七名被告人 (后被法院判决书前移到第一被告人) 。公安部门将戴乙之伤鉴定为重伤, 戴乙却在20多天后逃匿, 事实证明“重伤”级别偏高了, 检察机关完全采用此鉴定 (而且法院判决也完全采信了) 。对戴丙、戴丁未提出处理也有遗漏之嫌。 法院是案件的最后裁判者, 但判决明显失当。侵害方的戴乙、戴丙、戴丁原本应列为被告人, 但法院将其列为证人, 且为最重要的排名前三位的证人, 对其言词基本全部采信, 而对于案外人郑甲、郑乙、郑丙、郑丁等人的证言, 尤其是在屋内打斗现场的权威证人郑甲的证言不予采信, 而“查明”为“戴甲、戴乙手持凶器刚进屋, 即被袁乙等人关在屋里……对于是否由于袁氏方报警这个可能演进为自首前提的“电话”未置一词。法院认定袁氏方“在聚众斗殴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而聚众斗殴罪的一般参加者可能不需刑事处罚, 所以将袁氏方的全部六人处以故意伤害罪, 判决书中“主犯”、“从犯”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