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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园伤害案报道的反思 公共危机是指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导致社会恐慌和社会运作机制混乱的事件。这对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影响不容低估。而媒体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当中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审视今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系列校园伤害案时, 却不得不反思媒体对事件进行报道的背后, 是否无意识地引导了事件向非良性的方向发展, 有必要对新形势下媒体的责任观进行一番探讨。 2010年3月23日早晨, 福建省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 一男子手持利刃在学校门口连伤13名小学生。随着消息被披露, 全国人民为之哗然, 如此具有震撼力的社会新闻, 自然吸引了各大媒体蜂拥而至。孩子的伤亡情况报道、凶手的杀人动机分析、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反应、家属痛苦表情的特写等各种角度的新闻、评论、分析不断见诸媒体。 然而公众的震惊和媒体的谴责并没有阻挡住犯罪分子丧心病狂的脚步, 类似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出现。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4月29日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4月30日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一个个鲜活幼小的生命不断倒在血泊之中, 校园伤害案的接连发生让全社会为之震惊。5月1日, 公安部召开紧急会议, 紧急部署学校、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各地对校园安全的重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媒体的角色效应 综观一连串校园恶性案件, 其背后自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从每一个事件的新闻报道来看, 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 尽可能详细地报道事情的经过, 让更多民众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既是当前媒体从业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也是在当前激烈的行业竞争背后各大媒体的生存法则。 可是谁也没想到, 大部分媒体事无巨细地报道凶手的名字和诸如对社会不满或是被女朋友抛弃之类的作案动机, 这恰恰让凶手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委屈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最多的人所知, 并造成了令人震撼的影响力。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第4期刊发卷首语认为:“媒体对校园血案的及时报道本没有错, 但客观上对作案细节的逼真描述, 虽然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 但某种意义上等于同时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可能让极个别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深受‘启发’, 进而模仿并疯狂报复社会。” 在一系列事件报道的背后, 媒体似乎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看似符合媒体价值观的报道, 却在无形中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犯罪的榜样”。单独的媒体无可厚非的报道, 在媒体的合力下, 却似乎将事件向错误的方向催化。新形势下, 传统媒体在报道这类暴力行为时正面临道德困境。 其实在这方面, 中国最近的校园系列伤害案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美国媒体观察人士认为, 对校园枪击案的报道常常美化了杀手的形象, 传达的信息是杀手很重要, 这反过来刺激其他人模仿校园杀戮。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公众利益和社会矛盾相交集的热点突发事件前, 媒体应该如何应对。 社会公共事务监督权 以校园系列伤害案为例, 类似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公共危机事件该不该报, 涉及到公众知情权的问题。媒体所行使的大众传播权来源于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社会公共事务监督权, 是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汇集与让渡。媒体的社会功能限于告知、启迪和监督, 是社会体系运行的必不缺少的一环。因此, 如果将校园伤害案归咎于媒体的报道, 肯定是有失偏颇的。现今, 各种信息急速传播, 公开信息稍有迟疑, 就可能为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试想, 在主流媒体集体失声的情景下, 各种道听途说和谎言往往成为催化危机的加速器, 导致广泛而普遍的社会恐慌。因此, 第一时间报道信息, 给社会发出警示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何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发挥媒体的良性作用 1. 舆论引导的责任 据新华社研究员的文章披露, 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各种不稳定因素使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状态。类似校园伤害的系列案件, 很大程度上就是犯罪分子在对社会极端仇视的情况下做出的超越理性的行为。在社会转型期,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 媒体的责任是做好舆论传播的把关人。 在危机事件发生时, 媒体作为舆论工具, 不能仅仅局限于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信息, 更重要的是担负起舆论引导的责任。类似校园伤害的公共危机事件, 对公众的情绪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导致刺激性的意见出现并汇聚为舆论, 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 媒体如果引导得好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 如果引导不善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甚至有可能导致事件进一步恶化。所以,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前的媒体责任观, 树立大局意识, 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2.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命名 媒体的责任感往往是个体的行为, 如果要形成集体自觉意识还需要制定相关制度予以规范。在国外, 媒体中就有一些做法可以借鉴。 以美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