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丝绸的生产与发展.docxVIP

长江流域丝绸的生产与发展 中国的丝绸生产悠久，长江流域在中国丝绸生产的悠久历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过去的研究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早期有关丝绸的记录也是北多南少。随着长江流域古文化的不断发现,长江文明的地位日益上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论和苏秉琦先生基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说殊途同归,奠定了探讨中华文明的基础,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整体上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如果从历史上全国丝绸生产发展的大势来说,隋唐及以前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点,至宋代形成黄河流域、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三大中心,元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地位日渐突出,到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蚕桑丝织生产最盛的地区,丝绸生产除了四川地区稍可称道外,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江南,官民丝织生产昌盛,丝绸品种之繁、数量之多,色彩、纹样之美,工艺技术之精和江南丝绸在国内外贸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都是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长江丝绸成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和文化联系的直接体现物,也成为中国沟通欧美各国、风靡世界的绝佳商品。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至今优势不减,丝绸生产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一、 从《完善》与《禹贡》的生产技术看其中质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记述了各州的物产土贡,出产和上贡丝物的有: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玑组”;豫州,“厥篚纤纩”。《禹贡》成书的年代有西周至汉代各说,迄未定论,但其所记各州物产土贡为当地土产、名产或多产的物品,则是没有问题的。《吕氏春秋·有始览》:“泗上为徐州,鲁也。”“南方为荆州,楚也。”战国时鲁缟为一时名产,多见文献称述。刘向《说苑》:“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时谚“强弩之未不能穿鲁缟”,极言鲁缟织造之精、薄。《禹贡》有徐州之缟。编织组带在战国楚墓中多有发现,长沙4座楚墓中出土7件,如浏城桥89号墓(原编号M1)出土的一件长9.8、宽4.6厘米,时代在战国早期前段,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织组带实物。马山一号墓发现的10件组带,主要用于衣领、缘和囊、帽及捆扎双臂等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用法律条文把丝织绦带明确为产品考评为下等时对工师等的处罚物品。楚地多产组,可以说编织组带是楚国地区的传统工艺产品,这一织造传统为汉代所继承,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带3种,有用于衣物装饰的狭长条带,有带“千金”字样的“千金绦”带,有缝成筒状的纂组织物,皆制作精良,技艺高超。《禹贡》荆州有组上贡。从地方出产来看,《禹贡》所记的内容大体上合于战国时代的情形,这可以作为我们对于《禹贡》成书年代的初步认识。现在多数学者根据东汉郑玄的解释,认为所谓扬州“织贝”就是《诗经·小雅·巷伯》“成是贝锦”所说的“贝锦”,是一种先染丝而后织成贝纹的锦。 以上所说《禹贡》贡丝的六州,属长江流域的有扬州、荆州,以及徐、豫二州的一部分。从文献记载来看,江淮和荆楚大地也是先秦时期丝绸文化的繁荣之地,它在当时全国丝绸文化中的地位是突出的,长江丝绸成为长江流域的闪光点。 二、 我国汉代的丝绸之路遗迹、遗迹 从丝绸文物的出土情况来看,长江流域也是我国丝绸文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 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绢片、丝带、丝线、丝绳和苎麻布,这是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丝织实物;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带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牙雕的盅形器以及麻线、纺轮和原始的织机零件,丰富了长江下游原始丝织文化的内容,成为长江下游地区丝绸生产悠久历史的有力佐证。 秦秋战国是我国丝织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但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的丝绸实物基本都在两湖的楚国地区,又以湖南长沙市郊和湖北荆州地区为最多。1952年至1994年40多年间长沙近郊发掘了2048座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有18座墓集中出土了167件丝、麻织品,其中丝织品有160件;1981年至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578座楚墓,出土丝织品17件,另有麻织品4件;1982年发掘之江陵马山一号墓,虽系战国中期一座小型墓,出土丝织品152件,其中完整衣物就有35件,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因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有地下丝绸宝库之美誉,丝织品的色泽花纹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织造技术都令人称奇。另外,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江陵望山楚墓、江陵腾店楚墓、荆州天星观楚墓以及随州曾侯乙墓等均出土丝织品的实物或遗迹。以上还不包括以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