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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墓出土丝织品中的尚红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民族和文化群体在色彩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例如，在《礼记棕榈树》中，“夏后黑……殷人白……周人红……”。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浓烈地方特色的古文化,其在色彩观念上也有自身的特点。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楚人有“尚红”之俗,以红色为贵,这大体不错,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有学者提出“南楚墓葬中随葬的器物,无论服装、漆器、内棺,大抵图案繁缛,色彩斑斓,以红色为主调。楚人尚红色,以红色为贵。”“楚人尚赤之风,相沿不衰。……江陵的马山1号楚墓,相对年代是战国中期,出土了大量衣衾,图案繁缛,色彩鲜丽,而以赤为主色。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黑底朱彩,绝少例外。淮阳的楚车马坑,相对年代是战国晚期,从中发现了多面战旗,全是火红的。”很显然,学者们以对楚墓出土物的直观印象为基础得出了楚人“尚红”和“以红色为贵”的结论。然而,楚人何以有这样的色彩观念呢? 下面我们以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对楚人的色彩观念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 楚地出土丝织品的用色特点 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湖北、湖南等地的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品种齐全、色彩多样,大大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 目前所知出土丝织品较集中的主要有湖北江陵的马山一号楚墓、望山一号和二号楚墓、沙冢一号楚墓;湖北荆门的包山二号楚墓;湖北江陵的九店楚墓群和湖南长沙楚墓群。其中1982年发掘的马山一号楚墓有“丝绸宝库”之称,出土的丝织品有四个特点:一、数量较多,共计152件(其中完整的衣物35件);二、种类丰富,有绢、绨、纱、素罗、彩条纹绮、锦、绦、组、刺绣;三、形制多样,有服饰、衾和其他用品。其中服饰就有17件,包括绵袍、单衣、夹衣、单裙、绵袴、帽,其他用品包括握、幎目、质、镜衣、囊、枕套等;四、色彩繁多,有深黄、浅黄、土黄、金黄、灰黄、深棕、棕、浅棕、红棕、深红、朱红、紫红、桔红、深褐、灰白、藕色、黑、钴兰、素色等。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丝织品共73件,种类包括绢、纱、绮、锦、绦、组、刺绣,形制主要有衾、网、器封、系带、纱罩和扇形绢等,色彩有深棕、棕、红棕、黑、褐、灰褐、土黄、深红色等。长沙17座楚墓出土丝织品共160件,种类包括绢、纱、锦、组、刺绣等,色彩有深褐、褐、黄褐、土黄、桔黄、淡黄、深棕、棕、浅棕、朱红等。江陵九店4座楚墓出土丝织品共17件,种类包括绢、纱、锦、组、刺绣,色彩有深棕、棕、黑、土黄、粉红色;除此之外,还有3件彩绘品,均是在绢地上用红、灰白两色彩绘。望山一号和二号楚墓出土丝织品共计35件,种类有绢、绢绣、锦、锦绣、丝帛、丝带、丝绳等,色彩有深棕、棕、浅棕、土黄、淡黄、红、咖啡色等。沙冢一号墓出土丝织品仅2件,均为褐色丝帛。 楚墓出土丝织品不但数量、品种非常之多,而且色彩纷呈。在这些颜色中,今天常见的几种主要色调都已具备,而且每种色调常常是由深到淡分几个档次,因此这些丝织品应当能较准确地反映其生产使用情况和楚国的某些社会文化特征。另外,出土丝织品的楚墓集中于江陵、长沙及其附近地区,江陵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长沙是南楚的中心,因此从丝织品的出土区域来讲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些丝织品对研究楚地的古代丝织业、服饰及其文化内涵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下面是几处有代表性的楚墓出土丝织品用色的统计,列表如下: 从以上统计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种初步认识:一、红色、棕色、黄色、褐色在各墓出土丝织品的用色中均占有相当的比例;二、如果把四种色调在丝织品上使用的机会累计的话,棕色位居第一,接着依次为黄、褐、红色;三、棕色和黄色的地位突出。其中棕色在江陵九店楚墓和包山楚墓中都高居第一,在江陵马山一号墓和长沙楚墓中虽分别居于第二、第三位,但在名贵的锦上出现较多,黄色也分别位居第一、四、三、二位,主要出现在出土量较大的绢和锦上,而且往往是锦地的主要色调;四、红色并不是最多见、最普遍的色调,在上列四表中分列第三、四、四、五位。 根据楚地出土丝织品的用色统计结果及初步分析,红色显然不是使用最普遍、最主要的色调。楚人“尚红”这个结论在这里无法得到印证。那么,红色在楚人的色彩观念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对楚人来说有何特殊的涵义,我们怎样来理解楚人的“尚红”之俗,这些都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就楚墓出土丝织品的色调本身而言,红色使用的机会确实不如棕、黄、褐色,但我们发现楚人在丝织品上的用色有一个潜在的规律:红色主要是施于锦绣之上,但在出土量最多的绢上出现得极少,仅在马山一号墓中有三个特例,另外江陵九店楚墓中出了一件粉红色纱,与红色相比,棕、黄色在锦绣和绢两者之上使用机会却相差不大。汉刘熙《释名·释采帛》:“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绢织造简单,常为百姓衣料,《墨子·辞过》:“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