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纺织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ocxVIP

汉晋时期纺织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考古活动的深入，在中国河北怀安、山西阳高、甘肃武威、内蒙古扎古诺尔、河北满城、湖南长沙、湖北晋江、北京大宝台、广州象岗山、江苏过山车、山东日照、新疆木兰、尼亚、露营、山浦、扎古鲁克、罗布泊尔、蒙古诺因乌拉、西伯利亚奥格拉蒂、叙利亚帕尔米拉、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地挖掘出了大量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种类图案丰富,有些还带有丰富的异域文化信息,为这一时期的纺织技术及中西纺织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国内外学者在汉晋时期的纺织品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将从出土纺织品的分析整理、纺织加工技术研究、染料及印染技术研究、图案研究、产地及中西纺织技术交流研究等几个方面对相关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1 汉晋时期织物的整理与研究 20世纪初,当斯文·赫定(Seven Hedin)、斯坦因(M.A.Stein)把从丝绸之路发掘的纺织品带到西方以后,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它们的分析和研究。1920年安德鲁斯(F. Andrews)对斯坦因从中国西北地区带回的纺织品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1928年斯坦因的《亚洲腹地》中所涉及的纺织品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安德鲁斯的研究为基础的,这其中包括了大量从楼兰尼雅地区发掘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纺织品。西尔凡(V. Sylwan)对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和额济纳河一带发现的丝织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分类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1949年出版的《额济纳河和罗布淖尔出土的丝织物研究》一书中。法国里布(K. Riboud)对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汉代织物进行了研究,对1959年尼雅古墓和1979至1980年楼兰考古发现的纺织品进行了介绍。日本梅原末治对蒙古诺因乌拉出土的大量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时属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丝织物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俄国陆柏(Lubo-Lesnichenko)对俄罗斯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诺因乌拉和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汉代丝织品进行了研究。 国内对汉晋时期纺织品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1959年尼雅的第一次考古发现之后,新疆博物馆的武敏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探讨,这是中国学者对汉晋纺织品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此后,她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著,介绍了更多的标本,其中《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一文对新疆出土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毛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14件进行了介绍,将其分为栽绒织物、缂毛织物(文中称为“缀织”)和含心纬二重织物三大类。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依据1959年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东汉丝织品的种类主要定为锦、绮、绣三大类。1980年贾应逸对1959年尼雅发掘出土的毛织物进行了介绍,重点分析了菱形纹褐、彩色罽以及毛罗和栽绒地毯的组织结构,并且根据文献记载,对古代毛织物的称谓进行了考证,同时对新疆的毛织技术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纺织品的分析整理,李文瑛、王博、王明芳、郑渤秋以及阿丽娅·托拉哈孜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李文瑛从组织结构、织造技艺、图案以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营盘出土的丝、毛织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介绍。王博总结了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出土毛织物的组织结构、图案色彩、印染特征以及毛织服饰情况;对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出土的平纹毛布、斜纹毛布、毛罗、栽绒毛毯、毛编织帽和棉布开襟长衣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介绍;对扎滚鲁克出土的11件表面绘画的毛纺织品进行了分析介绍,并且认为这种毛织品应是古文献中所提到的“缋罽”。王明芳对近年来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3至6世纪的织锦和刺绣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郑渤秋分析了山普拉出土的缂织毛绦和装饰有缂织毛绦的长裙20余件,对它们的组织结构、图案风格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批毛织物的主体反映的是汉晋时期于阗国的文化特征。阿丽娅·托拉哈孜则对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铺垫毯进行了分类整理,根据新疆地方语言的发音和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并对山普拉出土刺绣品的类型、纹样、绣法、颜色等进行了介绍。 对1995年尼雅遗址发掘出土的纺织品,日本切畑健和阪本和子做了一些分析工作。切畑健对尼雅出土的“千秋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以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均是经锦,图案创意也非常传统。阪本和子对几件比较重要的织物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以及部分毛织物、绒毯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技术分析,认为丝织物来自中国本土,而毛织物产于当地。 中原地区出土的纺织品研究主要由高汉玉、王予予以及各墓葬所在地的博物馆进行。高汉玉主持了马王堆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所获成果很有影响,集中体现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一书中。王予予对汉代纺织品研究关注得比较多,对马王堆、南越王墓、满城汉墓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