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平民与非穆斯林.docx

清朝的平民与非穆斯林 回教归真—清朝皇帝及其官员 为了证明不同回族差异的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来看看官僚的建议和清朝皇帝的诏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清朝打败明朝的过程中, 一支由穆斯林领导的抵抗部队在有许多回民居住 (现在仍居住在那儿) 的甘肃省给清朝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为了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兵部的一位官员提议将回民隔离, 这样他们天生的“野性”可被驯服: (回回) 习俗不一, 终为疑二……勿令养马, 勿藏兵器, 令其掌教之人主之, 制其出入, 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 以消其犷悍之性(P282)。这位京官相信, 只要使回民远离附近的非穆斯林定居点并剥夺他们的军事装备, 和平耕作就能有根除其“野性”的办法。然而, 控制全国的需要使他的建议无法实施, 穆斯林仍留在甘肃的城镇, 常常离非穆斯林很近。 战争一结束, 清朝的三位伟大的统治者就能回避那位官员描绘的特性中的种族成分, 宣布他们对于回民和非穆斯林不偏不倚的仁政, 重复“汉回一视同仁”的口号。在回民资料中保存的一道1694年的圣旨中康熙写道:汉诸臣官分职, 时享君禄, 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 并无食朕俸, 亦知报本, 而汉不及于回也 (摘自《牛街礼拜寺康熙圣旨》碑文——译者注) 。 这道圣旨并没有阻止18世纪的地方和省级官员提出采取严厉措施, 惟恐只要有穆斯林存在于汉人之中就会导致社会动乱。1724年, 当时任山东巡抚、后曾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凭自己的经验上奏回民不同于其他臣民, 伊斯兰教本身应予禁绝:左道惑民, 律有严禁。如回教不敬天地, 不祀神■, 另立宗主, 自为岁年, 党羽众盛, 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 毁其礼拜寺(P64)。雍正回答说, “此种回教, 原一无可取, 但其来已久, 且彼教亦不为中土之所崇尚, 率皆鄙薄之, ”对社会并不造成特殊的危险(P116)。1729年, 他在一道给内阁的敕令中又重申了他的不偏不倚:直省各处, 皆有回民居住, 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 即俱为国家之赤子, 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以来, 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 异言异服, 且强悍刁顽, 肆为不法, 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1。朕思回民之有教, 乃其先代留遗, 家风土俗, 亦犹中国人之籍贯不同, 嗜好方言, 亦遂各异。……要亦从俗从宜, 各安其习, 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 则回民之有教无庸置疑也。……且朝廷一视同仁, ……朕念万物一体之义, 岂忍视回民于众民有殊?(P6-8) 尽管皇帝的看法如此明确, 第二年安徽按察使鲁国华还是用与陈世倌相似的语言上奏, 声称回民的差异性欺骗了人民。他请求皇上对他们严加惩治。皇帝生气地回答说鲁国华的奏折严厉苛刻而愚蠢荒谬, 把他撤职并令他回京接受处罚。就这样, 皇帝以他自己基于至高无上的君权和儒家文明化规划的思想结合的见解来反对他的某些负责实际管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杂居地区的官员的种族文化偏见。作为参考, 我们该注意到陈世倌和鲁国华都不在像甘肃或云南那样的“穆斯林”地区任职;他们都在华北平原任职, 那里有相当大的回民社团生活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非穆斯林之中。 乾隆年间, 随着各地的社会秩序的动荡, 朝廷对于系统性的反穆斯林的偏见所持的反对立场也开始动摇了。乾隆开创了重要的先例:他有时顺着地方官员把回民作为爱惹麻烦的人单独提出来。广西提督豆斌曾有在西北的经验, 他在1750年曾上奏折反对在甘肃任命一个回民为总兵:此种人 (回民) 惟恃强梁, 不讲忠义, 富则多事, 穷者为窃, 其性原与人殊。今哈攀龙又系回子, 纵不瞻循, 其如教亲何?(P42-43)对此奏折, 乾隆的父亲和祖父若在, 答复可能是宣称“汉回一视同仁”或提及许多回民是效忠朝廷的文官武将。可乾隆却没有那样做, 而只是批复道:“所奏甚可嘉。知道了。” 陈宏谋是清朝最有名的省级官员之一, 18世纪40年代曾在全国回民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陕西当过两任巡抚。他在那儿的经验促使他在1751年制订并在全省范围推行《化诲回回条约》。该文件包含了各种旨在遏制他视为陕西回回天生的“强悍”本性的歧视性的法规:……何至习于凶顽肆横无忌, 汉人畏回回如虎, 回回多与汉人为仇, 地方官因其习性难训, 率视为化外顽民矣!(P13)在他的条约中, 陈宏谋挑出了各种穆斯林常犯的罪行:聚众闹事、偷窃田地里成熟的谷物、进屋偷盗并窝藏赃物、放羊到别人的地里去 (吃庄稼) 、偷牲畜 (然后立即偷偷地宰杀) 、扰乱戏剧演出、攻击出售猪肉产品者从而扰乱市场、为宗教问题而互相斗殴、在宿怨或犯罪的案件中互相包庇。 陈宏谋知道这些犯法行为大多是年轻人成帮结伙地干的, 承认“其[穆斯林]中亦多有循良、解事、老成、谨厚之人, 知所畏惧, 颇乐听从”。然而, 他发现防止“回乱”的惟一的合理办法在于使当地的穆斯林首领本人为其社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