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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体育理论的重构 1 中方对苏氏体育的管理 体育理论包括大体和小体。所谓大体育,主张体育是由竞技体育(竞技运动)、学校体育(身体教育)、社会体育(身体娱乐)等多种结构组成的统一体,强调体育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发展性与实践性,重视发挥体育的多层价值与多元功能;为区分大体育与学校领域的体育之事,学校体育(身体教育)被特指为小体育。 新中国的体育体系是在借鉴前苏联“身体文化和运动竞技事物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建国伊始,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只是一个群众性的体育组织,以此来领导我国的体育运动极不相称,不利于快速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1952年的8月与9月,从苏联考察回国的荣高棠、马叙伦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上言建议参照前苏联的体育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我国的体育行政机构。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前国家体委逐渐形成了体育管理的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军队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等组织框架。前国家体委的成立,既构建了我国体育组织管理的行政机构;也从行政的角度为后来的大体育讨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以大体育观学者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一个体育的总概念与大体系,是由于体育诸形态之间客观存在的共性与个性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不管体育的社会形态或结构如何,他们各自的特性都寓于共性之中,这个共性就是它的总概念。从实践论角度看:综合性的体育概念不仅能反映当前体育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行业对体育约定俗成的理解和认识,还便于国家、社会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也有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对整个体育事业的管理。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从认识论与实践论层面阐述了大体育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多数体育学者、体育工作者认同。 2 在大体育理念下,将体育的自然和文化心理贯穿于各要素的共性来统一 尽管大体育在体育理论界获得了主流的地位,并得到体育行政部门的广泛认同与大力推广,但在学术界仍然受到了包括真义体育学派学者在内一些学者措辞严厉的质疑。依我们看,学者们对于大体育理论的质疑是极富挑战性的,虽然大体育论者从实践论的立场出发,按照诸种体育形态的共性来构造一个大体育的认识与实践架构极大程度的拓展了体育的外延,扩大了体育的论域,但理论建构过程中,确实留有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亟待完善: 首先,关于大体育理论的理论原点问题。任何一个理论都会有一个理论出发的原点,原点决定了理论的旨趣与发展路向。对于大体育而言,既然通过强调体育诸要素共性来统一各者,那么势必需要拿出一个确实能够统一各者的“共性”出来。然而,大体育要么将体育的共性相对化(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任何体育都是社会文化现象;从生理学角度讲,任何一种体育都离不开身体活动……,从体育的功能角度讲,体育的本质功能就是教育、健身、娱乐);要么将体育的共性泛文化化(将体育的本质视为文化,然后将体育各要素统一到文化这顶大帽子之下),无法呈现出一个确实无疑、广泛认同的共性来。对于这种模糊原点的做法,自然会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其一,比较极端的做法,质疑大体育诸要素共性的存在,否认大体育;其二,本质是单一的(王学锋,2004),大体育的多本质即是无本质;其三,文化涉域太宽,人类的一切行为及其结果均是文化,以文化为上位概念内涵失之笼统(王广虎,1999),且体育的泛文化过分强调体育的社会文化内涵,容易淹没体育对个体的健育功能。 其次,关于大体育理论的理论衍生逻辑问题。大体育的理论构架方法是静态的,尽管倚重体育的历史性与发展性特征,但体育发展历程中呈现的诸种形态却是被静态的填充到一个横切面的架构之中。显然,静态的整体观不能反映出体育诸形态间的动态衍生关系,由此,我们只能看到大体育诸要素漫无秩序的堆积。虽然体育讨论的阈限被不断扩充,体育的内容愈加丰富,然而诸要素之间衍生关系、逻辑序列却是完全无法说明,各种结构性素材处于无序状态; 第三,关于大体育理论的理论结构问题。依据传统的大体育理论,体育被三分为竞技体育(竞技运动)、学校体育(身体教育)、社会体育(身体娱乐)。对于这一分类方式,已有不少学者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其分类方法、标准的谬误(任海,1989)。在此,我们不再赘述。想强调的是,大体育既然是一个包含多种结构要素的整体,其整体结构的秩序与结构关系必须予以清晰的表述,其分类标准必须统一,不能有内在的逻辑错误。分类标准不统一,势必造成各子结构的逻辑关系混乱。 3 身、心二元的人的解读范式 如何确立体育理论的原点?大体育论一方面将标准相对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透视不同的体育共性;另一方面则是将体育的基点拔高,将体育作泛文化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