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证明标准研究.docxVIP

? ?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证明标准研究 ? ? 钱高群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上海 200090 文章的开篇我们首先以普通大众的视角对一个假设案例展开讨论。某城市里，发生了一场致命的车祸，肇事车辆为一台蓝色的巴士。城市中有两家巴士公司拥有蓝色车子，A公司拥有百分之九十的蓝色车，B公司则拥有百分之十的蓝色车。这是本案中对A公司仅有的不利证据。如果以这辆蓝色巴士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属于A公司，以此判定A公司肇事，这样的证据能否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最关键性依据？进一步来说，如果一个个人或公司，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是无辜的，那么我们是否愿意为此将之定罪？作为一名理性人，一般来说都能在短时间思考后给出绝对的否定答案。理由很明确，统计上清清楚楚显示出百分之十的概率可能是无辜的，这对刑事案件来说实在是过高而不被允许加以定罪。那么如果此案例再进一步加一些设置条件，即假设此时检方出具一个证人作证，此人说他“确定”肇事的车辆就是A公司的，因为他看见A公司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足以定罪？这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开始动摇改口说是。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有证人，而且证人相当确定，而上述统计数据只是一个或然概率，在本案非A即B的情况下，又有证人证言证明A，那么真相已然不言而喻。最后如果再进一步，假设此时辩方请出一名众所公认的专家，他证实这个检方证人的证词，在本案中的可信度只有百分之八十五，此时我们会陷入较长的思考中，最后大部分的普通人最终决定仍然应当根据检方证人的证言定罪，尽管可能存在百分之十五的可能性证人的证词是背离真相的。这个结论显示出我们可以根据百分之八十五概率的“真相”来判罪，但却不愿只凭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来判罪。有关这类问题的各种假设情况，仍然造成许多争论，而这类问题就是法院很少表示意见的难题，因为就算的经验丰富的大法官也无法找到完全满意的答案。 以上这个令人头疼的案例背后反映的是刑事案件对于证据证明要求以及定罪证明标准的问题。本文探讨的核心命题是关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解决这个高度抽象的问题，笔者将其细化为三个问题加以研究： 问题一：如何合理的区分民事与刑事案件不同的证明标准？ 问题二：如何正确理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问题三：如何正确把握有罪与无罪的界限，避免冤假错案？ 笔者衷心的希望通过对上述三个维度的把握，层层推进，为此次司法改革添些许助力。 一、如何合理的区分民事与刑事案件不同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立法对民事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我国刑诉规定，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我国立法为何对民、刑要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如何理解个别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二)民事与刑事证据设立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因 民事与刑事之所以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取决于对真相的不同偏好选择。为什么刑事案件相比于民事案件应当设立更高、更严的证据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据规则相比，其独特的法律价值在哪里？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引入美国经典案例辛普森杀妻一案，该案众所周知因为证据的问题最终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是无罪的。但是在无罪宣判之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民事庭的审判团认定应该就刑事审判中作成无罪开释决定的同一行为，对谋杀案被害人的继承人负民事赔偿责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表示他在民事赔偿中“做了那件事”，但是在刑事追诉中，“他没有做那件事？”难道不同的程序会得出不同的“真相”？ 其实，法律是相当微妙的机制，可以相当细腻的区分，一方面剥夺个人自由时应当具备什么证据条件，另一方面剥夺个人财产时，又应用什么标准来审查相关的证据。对此美国哈兰大法官曾作出这样的解释：假如刑事审判的标准是优势证据标准(注：优势证据标准——是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意指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证明，即可胜诉)，而不是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明；那么因为事实认定错误而纵放有罪被告的风险就比较低，但因为事实认定错误而误判一个无辜者有罪的风险就大幅升高。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审查的标准在于能否“排除合理怀疑”，而在民事诉讼当中，证据标准只要求“优势证据”。简单地说，要判一个刑事被告有罪，相较于认定民事被告必须负担金钱损害的赔偿，应当有更多、更好的证据。多少算多？如何算好？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我们知道所谓的优势证据应该是说：即使接近势均力敌的案件，较有说服力的一方获胜。在民事诉讼中，真相必须胜出，法律的拇指不偏向正义天平的任何一方。如果我们站在风险评估的角度区分民事与刑事证据不同的审查标准，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允许较低标准的证明是因为在民事案件里，错判任何一边的风险是平等的，我们在任何一种可能的错误中并不偏好哪一种。但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宁可错判可能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