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小布什政府外交实践的影响.docxVIP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小布什政府外交实践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采取新措施，控制联邦机构。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美国开始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学界理论成果纷呈,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而“9·11”事件作为一个机遇性的历史事件,促成了美国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应用于指导实践,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开始从理性的现实主义向危险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方向迈进。 一、 形式主义 历史上两位著名的美国总统分别代表了两种美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位是威尔逊,他强调外交思想上的道德主义,这种传统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遵循势力均衡原则,宣扬实力才是安全和利益的保障。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两大外交理念相互交融,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物质利益和价值利益的紧密契合。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但当我们仔细审视美国的这一外交传统时,却时常发现美国外交惯于言行不一,虽然高喊着道德的口号,却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尤其是在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色彩尤为浓重。美国擅长在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加之种种“崇高”的道德目标,并经常将对手描述为邪恶的和不道德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价值只是美国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契合点,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而非目的。而历届美国总统都明白,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任何价值宣言都将是无力的。美国外交理论家亨利·基辛格认为,理想主义也许固然重要,但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具有现实性”。(P71-73)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可见,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而被乔治·凯南称为“我们众人之父”(P18)的另一现实主义代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则说,个人行为可以是道德的和利他的,但是民族国家这种利己主义的大集体的行为动机却总是自私的。在笔者看来,美国外交更确切地说应当是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 第一,美国总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判断国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二战期间,美国外交上承认了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对立的苏联,并与其合作抗击法西斯。同时,美国出兵欧洲,完全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更是从经典的现实主义出发,以权衡国家力量对比为基础,再次摒弃意识形态的鸿沟,积极谋求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以期借力遏制苏联。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在其《美国大战略》一书中设定了六项首要的国家利益,并认为这些利益能够极大地促进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前三项利益必须得到优先实现。这三项利益——确保本土安全、防止大国间军备竞赛、保证能源安全(译序P6-7)——无一不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要实现的目标,而没有将任何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列入其中。 第二,理想主义的道德理念往往只是美国政府实施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民意号召。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美国民众无法接受政府以追求权力为号召而进行的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辅以高超的政治宣传手段,再披上道德的外衣,从而为其实施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美国拥有娴熟的外交技巧,总是将道德和外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别国看来是赤裸裸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却不致在国内遭到抵抗。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性,即美国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客体;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美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仅成果丰富,并且积极地推动着实践层次上的外交活动。 “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包罗万千,包括各个国家,各种国际关系。但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首推美国,这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问题”。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的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等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论,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成为了一个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确实,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任何其他国家甚至联合起来都没能够对它构成制约,世界安全形势存在着权力失衡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超级大国的数目不是减少到了一个,许多事件或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