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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的学术思想 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学派的捍卫者，但他们的思想方向明显不同。在世界观上，一个捍卫“天人合一”，另一个捍卫“天人合一”。在人性理论上，一个捍卫“善”，另一个捍卫“恶”。在政治方面，他捍卫了“法王”和“法王”。他们既然是同一学派中人,同奉一个宗师,为什么有如此明显不同的思想取向呢?本文打算从追溯孟荀二人的思想根源,追溯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来源——六经——是如何理解和选择,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如何理解和选择,来回答这个问题。 六经原来只不过是在春秋末还保存下来的一些历史文献。孔子和这些历史文献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首先,他从许多文献资料中,选择它们作为代表古代文化遗产的典型著作。在如此处理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的精选工作得到了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西汉初年学术界人士的认可。其次,他把它们编为教材,订成课艺,用来教诲学生,并常常在讲授中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解释。这就是后来儒家学派把这六部历史文献奉为“经”,把其宗师对这些“经”的教导称为“经教”的来源。最后,这六部历史文献又是孔子学术思想的来源。尽管孔子在学术思想上对这些文献资料有所取舍,却未超出它们的范围;尽管孔子对这些文献资料有新见解、新解释,乃至他自己的思想已形成一个体系,可是所有这些,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经过“下学而上达”、“一以贯之”的工夫,升华和融会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学术思想涵盖了六经,乃至超越了六经;同时也是六经孕育了孔子的学术思想。 古代教人子弟者称为“儒”。孔子以其所编六艺来教授生徒,当然是一个“儒者”。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儒者,徒以国家设立课艺的章句、训诂教人,即他所谓的“小人儒”;而是一个优秀的儒者,能以自设课艺、自编教材中所蕴含的意义教人,即他所谓的“君子儒”。他之能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就在于他是第一个“君子儒”。在孔子本人的谈话中,并无“六经”、“六艺”之名。他最早把他选择的这些历史文献称为“文”,他曾经“博学于文”,并把“文”作为他的“四教”之一;又把研究这些文献的学问称为“文学”,承认他的弟子子游、子夏在这方面具有专长。他在把它们设为课艺、编成教材后,就改称为“艺”,而领会其精神则称为“游于艺”。他对这些课艺的设置和教材的建设是陆续完成的,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未使用过“六艺”一词。儒家学派的继承者孟子在其言谈中,并未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儒者”,只说个人的“所愿”要“学孔子”,作一个“仲尼之徒”。但当墨者把儒家学派和一般儒者混在一块来批评时,他就挺身而出为“儒者”辩护;当他把当时的学术派别分为三派时,他是站在与杨墨处于敌对地位的“儒”的一面(即所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亦觉察到孔子学术思想的渊源来自六艺,同时还注意到一个“仲尼之徒”也当从它们中吸取思想的源泉,时常引《诗》据《书》,言礼道乐,赞扬《春秋》,只是未提及《易》,尽管他的思想与《易传》有某些联系。在他所留下的言论中,没有“经”字,乃至连“艺”字也没有。到了另一继承者荀子,则大言“儒效”,回答了秦王以“儒无益于人之国”的非难,将儒为谨守“圣王之道”与墨子之说为“役夫之道”对立起来,还进而把儒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推孔子为大儒,以为士大夫学习的楷模。在他的著作中,已出现了“经”字,劝人问学要“始于诵经,终于读《礼》”;还用“六艺”来称号“六经”(《大略》篇云:“六贰之博,则天府已。”乾嘉学者卢文弨考“六贰”当为“六艺”之误,即指六经,有征可信),叹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乃至将六艺的科目及其特征和对它们应如何学习,都一一谈到了。 下面笔者便就孟荀对六经和孔子学术思想的理解和选择进行逐一的考察。 一、 孟刘《礼》和《诗》、《书》 在孟荀对六经的不同理解和选择问题上,笔者把六经分为《诗》、《书》、《礼》、《乐》和《易》、《春秋》两个组分别予以考察。 《诗》、《书》、《礼》、《乐》四部历史文献,从春秋时期以来一直被视作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各国世卿贵族必修的四门功课,乃至当时人曾把能否热爱和熟悉它们作为胜任三军主帅的标准(如晋郤縠被赵衰推荐为中军主将,就因他能“悦《礼》、《乐》而敦《诗》、《书》”)。孔子是第一个把这些贵族教育的课程公开地用来教育平民的。由于他本人的“诲人不倦”的精神,使得“邹鲁之士”大多成了明通这四艺的专家。孟子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对于四艺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颂其《诗》,读其《书》”,还须进而“知其人”;并把“礼乐之实”看作是“仁义之实”(事亲、从兄)的具体表现。身为赵人而能在齐三为祭酒的荀卿,对四艺的造诣也是很深的,他把四艺看作是“天下之道”或“百王之道”储存的府库,圣人的德行和智慧的源泉。 孟荀二人对《诗》、《书》、《礼》、《乐》都很有研究。问题是在他们对这四艺有不同的理解和选择。荀子在《儒效》篇两次提到“隆礼乐而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