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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日记》与《诗经学》 说到余平波的学术成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为建立“新红学”作出的贡献。其实, 他还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现代白话诗人、散文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大师。他在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 促进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作出了一些开创风气、昭示来者的业绩。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 本文仅就俞先生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予以评述。 俞平伯研究《诗经》的著作主要是《读〈诗〉札记》17篇, 撰作时间前后跨度达10年之久。自20年代初起, 先后在《小说月报》、《燕京学报》上陆续发表了9篇, 1931年收入《古史辨》第3册, 题为《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后又增至17篇, 于1934年由北平人文书店单本印行, 名为《读诗札记》。这部著作, 以札记、浅释形式, 通过对《国风》中8首民歌的精妙细致的辨析, 驳正了自汉至清治《诗》学者的一些谬说妄言。他立足于传统学术, 借鉴西方近代文艺观点, 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 用现代的眼光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 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带有规律性的观点, 这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对读者的分析鉴赏也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一、 关于小序的讨论及“诗”与“哲” 传统学术的根基是以儒家政治教化说为主干的, 因此, 要促进学术的现代化转型, 必须首先破除“经学”迷雾, 批判和扬弃“我注六经”的旧式研究方法, 崇尚科学, 面向世界, 以新思维和新方法来重新整理国学, 革故鼎新,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诗》学领域内, 自胡适明确提出要打破经学观念, 将《诗经》看成是“世界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 它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 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 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谈谈诗经》P577) 之后, 这已成为当时新文化人的共识。俞平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积极参与者, 力主打破经学观念, “以文艺之眼光读《诗》”(《召南·小星》) 。他深知传统学术的弊病主要不是在具体的阐释方法上而是在其基本的思想观念上, 因此要将《诗》还原到文学本位来进行评析鉴赏, 就必须首先动摇“经学”根基。于是他高扬起批判的旗帜, 对历代大儒解《诗》谬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挞伐以及辛辣的讥刺。他讥笑毛公“冬烘愚拙”, “开卫 (宏) 、郑 (玄) 之先路”(《召南·野有死》) ;更痛斥“东汉初年卫宏作《毛诗》伪序, 特别谬论”(《召南·小星》) , “几乎篇篇妄说”(《召南·行露》) , “谬妄成癖”(《邶·谷风》) ;指责“郑玄因以作笺, 推波助澜, 愈说愈远”(《召南·行露》) , 其谬“更有甚于卫宏”(《召南·野有死》) ;指出“朱熹为攻击《小序》之祖师, 但他实往往做《小序》的奴才”(《召南·小星》) 。究其原因, 他认为“缘诸说其根本即以谬矣, 故枝叶因之而谬, 且亦不得不谬。所谓根本之谬者何?即他们以《诗》为孔子六经之一, 以为是有功能有作用的东西。诗之功用何在?美刺正变是也。有美斯有刺, 有正斯有变;故《风》《雅》俱分正变。风之正, 《二南》是也;其变, 十五国风是也。正风有美而无刺, 故尽是后妃夫人之德化。《周南》每篇必曰后妃, 而《召南》每篇必曰夫人, 而且必定是美诗。此所以《小星》不得不喻群妾, 而‘三五’不得不喻夫人。此所以明明是怨诅而硬派作感谢。此所以把宵征见星, 抱衾与衤周曲解作燕昵之事。他们之谬非缘此诗而生, 乃借此诗而见;不伐根本而枝叶谋之, 其谬种故在, 又何益耶?”(《召南·小星》) 他又进一步论说道:“古人 (指先秦) 说《诗》之往往不管它的本义如何, 只是信口开合, 所谓断章是也。此虽是古人之病, 在另一义上看, 正是它的好处。”“自汉以后, 《诗经》的地位渐高 (群经皆然) , 说经者尊古而又不通古人之意, 于是闹出了很多的笑话。”(《静女故训浅释》附“扌门管”) “原来汉儒说经, 无异后人之应科举;故不求其是, 只求其新奇诡怪。所谓‘取《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恐三家与毛俱不免。所以恰好《左传》上有这么一句话, 而且有点费解, 于是诸儒便得其所哉, 称心胡诌了。古有是礼否, 不问也;诗意究如此否, 固不问也;即所本《左传》之意是如此否, 亦不问也。仔细想来, 汉儒并不可怪 (和后人之应科举作比, 自然不足怪) 。所可怪者, 后儒之愚耳。”(《静女故训浅释》) “昔人讲学每厌平实而喜曲诡, 见古人有片句只字之异说, 便争罗致之, 以为光宠。曾不知《诗》有本训, 有比附之训;有本义, 有断章之义。惟古是从, 不辨黑白而从之, 故读书愈多而蔽愈甚。宋儒《诗》说固多浅妄之谈, 然在此点上不但远胜于汉儒, 且或胜于清儒。”(《柏舟故训浅释》) 从上述征引中我们可以看出, 俞平伯对旧说的谬误剖析得入木三分:思想上的崇圣尊经, 心理上的求奇争宠, 方法上的惟古是从, 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