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者,心所发也晚明王学演变的一个环节论刘宗周对意的考察.docxVIP

意者,心所发也晚明王学演变的一个环节论刘宗周对意的考察 刘宗洲是明代的主体军，其哲学思想大致可以追溯到王阳明。 王阳明曾对意志与理智的关系作了考察。他强调意志的作用,但又肯定了普遍的理智对意志的制约。在王门后学中,泰州学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注重意志作用的思想,并由此提出了“造命却由我”,“意为心之主宰”的命题,把自我之意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从而走向了唯意志论。刘宗周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泰州学派的局限,并试图通过对意(意志)知(理智)等关系的重新规定,以纠泰州学派片面突出意志作用之偏。刘宗周对意的考察,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哲学(特别是王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已注意到了:“先师(刘宗周——引者)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引自《年谱》卷中)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一、 意对心的制约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曾对意作了如下规定:“意者,心之所发也。”朱熹以后的理学家基本上沿袭了这一界说。与朱熹不同,刘宗周认为:“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朱子以所发训意,非是。”(《学言上》,《刘子全书》卷十,以下凡引该书,简称《全书》)“心如舟,意如舵。”(《会录》,《全书》卷十三)意并不是心的消极产物,它内在于心、对心起着制约作用。作为心之舵,意具有定向的功能:“心所向曰意,正如盤之必向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更无向字可下。”(《答史子复即翻董生前案》《全书》卷九)此处之意,与王阳明所说的“志”大致相当。事实上,刘氏在同一处即把意称为志:“意,志也,心所之曰志。”(同上)刘氏认为,“好善恶恶者意之动”(同上)。所谓好善恶恶,也就是趋善而弃恶,它在本质上与自主的选择相联系,对善的肯定与追求和对恶的否定与拒斥,并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完全出于主体的内在意愿。把以上二个方面综合起来,“意”即表现为定向与选择的统一。而这二者基本上也就是意志的品格。这样,当刘宗周认为意内在于心而制约心时,实质上即意味着肯定意志对心的调节作用。 那末,为意所制约的心,又是指什么?刘宗周所说的心,基本上有二方面的涵义:其一,指“觉”,“心也者,觉而已,觉故能照”。(《易衍》,《全书》卷二)此处之觉,相当于自觉的理性思维。其二,心又兼指喜怒哀乐等:“大学之言心也,曰忿、恐惧、好乐、忧患也而已,此四者,心之体也。”(《学言上》《全书》卷十)“喜怒哀乐,心之全体。”(《语录》,引自《明儒学案》卷六二)喜怒忧患等等,即是情感的表现形式。总起来,与“意”相对的心、大致也就是作为理性思维(知)与情感之统一的主体意识。 与心的二重含义相应,意对心的制约也同样具有二重性。它首先表现为意对情的规范。刘宗周说:“夫求心之过,未有不流为猖狂而贼道也。”(《张慎甫四书解序》,《刘子全书遗编》卷六,以下凡引该书,简称《遗编》)“任心之学,则小人而无忌惮矣。”(《学言中》,《全书》卷十一)这里的心,即是指情。就广义而言,情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意向活动。对此,心理学家潘菽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情’(情绪)是意向活动的一种?因为‘情’也是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的一种对待活动。”(《心理学简札》上,第18—19页)正由于情也是一种带有个体性特点并表现为对待方式与对待活动的意向,因而如果毫不约束地一味任情,则可能导向意志主义。事实上,在泰州学派那里,夸大意志作用与任情即构成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王艮(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的弟子王栋说:“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泰州后学颜均与罗汝芳进而提出了“制欲非体仁”论(《罗建溪先生语要》)。此处之欲,也就是情。泰州学派的以上看法在当时固然有反对禁欲主义的一面,但又带有明显的意志主义印记。刘宗周认为任心(任情)的结果必然导致猖狂而无忌惮,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上述关系。如何避免这种状况?刘氏提出了诚意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诚意之学。”(《证学杂解》,《全书》卷六)所谓“猖狂者”,主要即指泰州学派,诚意则是端正自我之意。以诚意之学救猖狂任情之弊,也就是以合理的意向,遏制与规范盲目的情欲冲动。刘宗周所理解的“诚”,当然无非是指合乎封建的纲常,就这方面而言,刘宗周强调以诚意制约情并不足取。但另一方面,这里又含有以合理(合乎必然之规律)的意志来调节情感活动,使情(特殊的意向)得到健康发展,从而避免滑向唯意志论之意,后者显然有值得肯定之处。 意对心的另一重制约,具体表现在意与觉的关系上:“人心经寸耳,而空中四达,有太虚之象,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学言中》,《全书》卷十二)如前文所述,“觉”含有理性思维之意。此处之“意”,则首先是指意向:“人有生以来、有知觉便有意向。”(《立志说》《全书》卷八)从形式上看,刘宗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