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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郡到黄宗羲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黄宗羲所著的《明朝儒学》是一部为明代儒家所创造的现代史学家。虽然前此已有“学案”之名与以“学案”命名的相关著述, 但真正具有所谓“范式”意义的, 只有黄宗羲所创立的“学案体”。这个范式中所涵涉的问题意识是黄宗羲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千古不灭价值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它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对此, 我们选择颇具典型意义的《王畿学案》作为切入点, 并把研究的问题放在从王畿到黄宗羲这样一个长时段上来探察, 以期获取对此一问题的深切认识。
一、 《王龙溪学》节录
明清之际, 哲学家们对明亡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 很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明亡与王学末流之弊相牵连, 从而力救王学末流之弊而明言不讳。有些甚至是大加激切的批判。如王夫之就痛斥:“王氏之学, 一传而为王畿, 再传而为李贽, 无忌惮之教立, 而廉耻丧、盗贼兴……陆子静出而宋亡, 其流祸一也。”(P3763)相对于王氏来说, 始终“宗陆 (九渊) 而不悖于朱 (熹) ”的黄宗羲, 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对王学及其后学作同情地理解的意味。与此相关的问题意识, 主要体现在他的学案体著述中。为了弄清黄宗羲的学案体范式, 我们选择黄宗羲在《王畿学案》中对王畿的哲学史定位作为切入点。
《明儒学案》是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所撰著的断代哲学史。在此书卷十二即《浙中王门学案二》中, 黄宗羲为“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作了学术评传与哲学思想史料摘录。可以说, 这是学案体的一个微观结构。为方便故, 我们称此卷为《王畿学案》。而且, 以案主名或号命名学案, 梨洲已开了先例, 如卷五、六为陈献章立《白沙学案》;卷三十七至四十二为湛若水学派立《甘泉学案》;卷六十二为《蕺山学案》。
在《王畿学案》中, 梨洲先给王畿 (号龙溪, 1498-1583) 写了一篇小传, 凡1300多字, 介绍了龙溪先生的生平、从师经历、学思过程、讲学历程、师友往来、学术宗旨、学术地位, 言简意赅、精悍流畅。随后, 梨洲对龙溪的学思及道德文章进行了节录。据我们统计, 节录龙溪“语录”、“论学书”、“致知议辨”三部分, 共60处。这些内容, 梨洲基本按《王龙溪先生全集》的先后顺序录入, 少有错行、不应有的简省出现, 错落部分偶有发生。可能这些内容是梨洲后来另行补入, 也未可知。总体上来说, 梨洲对龙溪著述的择取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面貌。梨洲确实做到了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所说的“皆从全集纂要钩玄, 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
在《王畿学案》中, 梨洲对龙溪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重构, 又做到了透露案主一生精神的“会通以理”的工作。他一方面指出龙溪近禅、类道的思想品格, 另一方面又对龙溪在王门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大概正因为龙溪参与了“天泉证道”, 梨洲说他“亲承阳明末命, 其微言往往而在”(P370), 又说他与钱德洪 (号绪山, 1497-1574) “亲炙阳明最久, 习闻其过重之言”(P254)。梨洲确实体察到龙溪为了维护“师门真血脉路”所做的努力与所尽的苦心, 梨洲断言:“阳明先生之学, 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P820)阳明学说所以能在晚明广为流传, 以致于“家孔孟而人阳明”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P279), 是由于王艮与龙溪 (称为“二王”) 不遗余力地传扬阳明学说的缘故。同时也因“二王”对王学的矫正与发展, 使王学失去了本来面目。尤其是龙溪, 因他牵引阳明学高妙玄远一途而义无反顾, “竟入于禅”(P254), “跻阳明而为禅”(P820), 终至于逸出师门, “悬崖撒手, 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P254)。刘蕺山论陆、王学术传衍, 将王学末流之弊归咎于杨简、王畿, 他说:“象山不差, 差于慈湖;阳明不差, 差于龙溪。”(第612页) 又说:“阳明不幸而有龙溪, 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 皆斯文之阨也。”(P422)孙夏峰亦有此类看法:“慈湖正以传象山, 龙溪正以传阳明, 而无声无臭, 无善无恶, 夫岂谬于师说?而虚无之教, 食色之性, 又未尝不借口焉。堂邑所谓传象山者失象山, 传阳明者失阳明。甚矣, 言之不可不慎也。” (《夏峰先生集补遗》卷上, 《答问》) 梨洲没有过多的指责其学问背离阳明的宗旨, 只是说他“未免有出入”, 只是怀疑他对于“师门之旨, 不能无毫厘之差”。如果说“天泉证道”已呈露龙溪超逸王学的端倪, 那么龙溪后来深阐“四无”的道德本体论, 而自信宗本师说, 则无疑是“千里毫厘”之别。
从龙溪到梨洲, 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 以及从“贵真”之呼唤到对“真人”的道德诉求以及到对“求真”之经世实学的科学探寻的剧变。“王畿之学特别强调人要真诚地遵从先验的道德理性, 要求人们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时时以此真诚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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