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与晚明关学.docxVIP

冯从吾与晚明关学 冯绥武（1507-1627，仲好，少旭，1557-1627）是晚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创造了继嘉靖年间吕柟(泾野,1479-1542)之后关中理学发展的又一高峰,而且其会通朱王,主张本体、工夫合一的思想倾向对当时思想界及清初关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亦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完成。 一、 陆疆人马理、吕、刘之学 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活动约始于成化年间凤翔的张杰(默斋,1421-1472)、兰州的段坚(容思,1419—1484)和秦州(今天水)的周蕙(小泉),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论学,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关陇之学”。但这一时期的讲学,由于距离的相对遥远和缺少固定的讲学场所,多是在所居之地或设立家塾来讲学,如段坚“结庐兰山之麓,扁曰南村、曰东园”27,张杰则“拓家塾以《五经》教授”229,因此他们的学问对关中士人影响不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弘治六年(1493)。这一年,王承裕(平川,1465-1538)首先在三原县借僧舍以讲学,取名“学道书堂”。后来由于学者众多,僧舍容纳不下,遂于弘治八年(1495)又在三原县普照寺旧址上建立了弘道书院。弘道书院的建立不仅复兴了宋元以来关中地区的书院讲学之风,推动着关中讲学活动的迅速发展,如弘治九年(1496),时任陕西提学副使的杨一清(邃庵,1454-1530)在西安府重建正学书院,并在凤翔府陇州(今陕西陇县)创建岍山书院,在武功建绿野书院。而且其注重经学、强调礼教、崇尚气节和重视实践的讲学特色亦成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继三原弘道书院之后,高陵的吕柟则将关中讲学推向了高峰,且具有全国性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吕柟“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138。而当时关中与吕柟并称的又有三原马理(溪田,1474-1555),冯从吾《关学编》说:“光禄(马理)与宗伯(吕柟)司马金石相宜,钧天并奏,一时学者歙然响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1。清修《(光绪)三原县新志》也说:“关学自横渠后,在明惟高陵吕泾野为最著,而溪田则媲美泾野”(卷6)。可见,正是吕柟与马理的讲学造就了明代关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当然,这一时期在关中致力于讲学的著名学者并非只有吕柟与马理二人,此外尚有渭南的南大吉(瑞泉,1487-1541)、南逢吉(姜泉,1494-1574)兄弟、朝邑的韩邦奇(苑洛,1479-1555)等人。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关中理学出现了自北宋张载以来第一次“中兴”的局面。 然而,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韩邦奇和马理去世后,是时,吕柟、南大吉等人则早已逝去,关学数十年间基本上处于衰落时期,人才凋零,也没有大的讲学活动。万历初年的关中学者马自强(乾庵,1513-1578)就曾感叹说:“关中成、弘间人才济济称盛。自嘉靖来渐衰,至于今日,则寥落而孤弱极矣”(1)(卷10《与孙侍御》)。这种“寥落”、“孤弱”的局面一直等到万历中期冯从吾的出现才有了较大改变。 冯从吾是陕西长安人,他在做诸生时,就参与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许孚远(敬庵,1535-1604)主持的正学书院的讲学,与蓝田王之士(秦关,1528-1590)“讲切关、洛宗旨”71,并为许所器重。万历十七年(1589),冯从吾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后授御史职。万历二十年(1592),冯从吾告归回乡,与友人萧辉之等讲学于西安府城南安仁坊的宝庆寺。不久,起为河南道御史、巡盐长芦,但旋即又遭罢黜。回到家乡后,冯从吾仍在宝庆寺讲学。宝庆寺讲会每月举行三次,主要讲论儒家性理之学。冯从吾在《(宝庆寺)学会约》中说: 岁丙申(1596)秋,余与诸君子立会讲学于宝庆寺。越数会,诸君子请余言为会约……会期每月三会,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为期。不设酒醴,不用柬邀……会期讲论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褒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共任斯道(2)(卷6)。 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冯从吾宝庆寺讲会的宗旨。然而,由于疾病的原因,冯从吾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开始闭关,并藉此机会钻研学问,探讨学术源流异同,九年后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才重新复出讲学。冯从吾复出后的讲学,规模渐大,学者日众,以至于宝庆寺容纳不下。于是,西安府的官员为冯从吾在宝庆寺东面建立了关中书院,冯从吾记述说:“岁己酉(1609)十月朔日,右丞汪公、宪长李公、宪副陈公、学宪段公联镳会讲,同志几千余人,相与讲心性之旨,甚具欢然,日晡始别。诸公谓余曰:‘寺中之会,第可暂借而难垂久远,当别有以图之。’明日,即以寺东小悉园,檄咸、长两邑,改为关中书院,延余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