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抚《三合一新图》的知识系统与知识体系.docxVIP

吕抚《三合一新图》的知识系统与知识体系 明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引进西方知识，西方的知识逐渐传播到中国，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感知。其中,各种世界地图的涌现体现了当时新式地理知识传播之兴盛:一方面,以利玛窦(Matteo Ricc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利用当时西方新式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绘成多幅世界地图,由此展开中国近现代新式地图绘制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普通士人已经开始逐步走出传统中国的知识框架,尝试以调适的方式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观念结构进行互补、榫接和重构。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新知识的传授者转移到作为文化接受者的中国人时,中国人自我“翻制”、混杂新旧的半传统半现代地图仍然有着从文化史角度挖掘的空间。 本文所探讨的巨幅图组《三才一贯图》1就是主动调适的缩影。它由众多分图拼合而成,充分运用了图、表、文三种表现形式,系统地囊括了各式各样的中西知识。就其内容而言,它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伦理学等方面,可谓横贯中西,包含古今。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仅能展现当时中国士人所掌握的最新知识,更表明在西方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文化主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接的可能。 《三才一贯图》的绘制者为清代吕抚,本文所用的这幅图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木板印刷,墨印套红,竖条幅样式(尺寸为145×89厘米),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据李孝聪先生多年的海外寻珍,国外另有英国图书馆和荷兰莱顿汉学院收藏2,而国内暂未见收藏。 地图左边的题记曰“浙绍新昌吕抚安世辑,姪男吕维藩令宜、吕维简英文、吕维城京周、吕维垣辅周、吕维基起周仝校阅”,可知此图由吕抚(安世)统筹,并由其他吕氏亲族共同完成。吕抚(?— 1742),新昌人,终生未仕,以善绘图在当地享有声誉3。另据当地县志:吕抚精于“天文、地舆、兵法、性理、皇极之学”4,著述甚多,但因担心受文字狱牵连流传较少,民国时期所见仅有“三才图、四大图及廿四史通俗演义”5。上述所谓“文字狱之灾”,实为乾隆年间天台县齐周华的文字狱案。其时吕氏虽已过世,但《三才一贯图》仍受牵连,遭遇劫难。当时调查文字狱的官员认为:“查阅所刻图说虽无狂悖语句,但如所称‘四大三际’等语,多摭拾杂书,附会穿凿,又列无稽国名于《一贯图》之下,怪诞不经。其《一贯图》所称‘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饥大熟’等语,乃系妄言祸福。设使吕抚尚在,应行按律治罪”6。在官员看来,吕氏此图的内容不仅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且更有疑似图谶的信息。官方最终对《三才一贯图》处以毁板、限制流通之罚7。 正如图名“三才”所示,全图体现的是传统中国士人之知识结构体系的三分法:天文、地理、人伦。“三才”观念最早出现在《周易》中:“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8。《三才一贯图》的版式编排即以“三才”为纲(见图1),从上至下分别是地理图、星图和伦理训诫。全图的文字(含图表)约占总图的2/3(图1的A1、A3、A4、A5、B及D),地图约占1/3(图1的C1、C2、C3及A2)。该图内容丰富,不啻为一幅挂图样式的百科全书。 与图中其它展现中国传统思想的部分不同,《天地全图》(C1)、《南北二极星图》(C2、C3)这两幅分图以及图序(A1),显然杂糅了西方传教士传播的新式知识,在当时中国人绘制的各种地理图和天文图中独具新意。下文即以讨论这两幅分图为主,在“图序”相关的讨论中再辅以其它相关分图。 一 王图与《神道全图》的对比 李孝聪先生认为《天地全图》“源于明代王圻《三才图会》摹刻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编制的世界地图”9。虽然利玛窦在南京编制的世界地图未能保存下来,但通过比较王圻《三才图会》10的摹刻本可知,王图与《天地全图》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所包含的地理信息过于简略,后者标注的各大洲地名远比前者详细。即使与之后利玛窦在北京绘制的各版本《坤舆万国全图》相比,两者也不尽相同:首先,《天地全图》中的部分地名从未在利氏的图中出现过;其次,在《天地全图》的圆形世界地图外部,绘有九个圈表示“九重天”,其内容虽然与利玛窦1602年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相似,但是从一至九的标号顺序与利氏恰好相反11。显然,《天地全图》的来源有待进一步探究。对此,下文将从地名和绘法两方面进行讨论。 1. 世界的完整地图 通检《天地全图》,可将所有地名分成两类:一是中国传统地理观中的神话地名;二是从当时所见各种世界地图与文献获知的实际地名。 1 两种两种地名的意义 该图的神话地名大部分取自《山海经》,如狗国、轩辕国、奇肱国、一臂国、氐人国、一目国、聂耳国等12。在《山海经》之外,还参考了其它文献,如缴濮国、下灵国、文身国就可能分别参考了《太平广记》、《增修埤雅广要》和《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