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径悲剧浅析黄春明台湾转型期小说中的悲剧.docxVIP

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径悲剧浅析黄春明台湾转型期小说中的悲剧 一 苏格拉底小鼠的悲剧性检测 台湾作家黄春明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证明了台湾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黄春明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作品无形中折射着台湾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万象。六十年代台湾进入社会转型期, “这是一个思想禁锢, 但经济却急速变化的年代;也是一个政治高度戒严, 但社会却剧烈变动的年代……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 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而积累的源泉便是工商业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大量榨取。”彼时的台湾处于“夹缝”与“边缘”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还未隐去, 同时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已在城镇蔓延;代表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镇逐渐受到来自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袭与渗透, 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权衡无形中困扰人们的生活, 底层小人物在转型期中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便不可避免地凸显。 鲁迅对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 将悲剧阐释为“将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在鲁迅笔下, 对于悲剧性的底层小人物往往持“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鲜明态度, 以自觉的悲剧意识揭开层层包裹着的国民劣根性, 对悲剧的控诉有着明显的指向性, 即吃人的封建礼教或者麻木不仁、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黄春明也有着自觉的悲剧意识, 但是相较于鲁迅却多一份脉脉温情。黄春明始终以“小人物的代言人”的身份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悲歌, “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关心人, 关心社会”, 在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化进程中, 本土的、古老的 (甚至有一定落后性的) 传统农耕文明、落后的生活方式不再成为书写悲剧的批判之所, 而对于“悲剧”本身及原因有更多的思考:当城市化进程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 传统农耕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浸濡在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中的“人”该何去何从?在现代文明逼视之下, 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而这样的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反动, 也许只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二 命运悲剧的悲剧之路 黄春明笔下社会转型期悲剧人物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走向现代城镇, 而另一类则是在乡村固守传统。在转型期的社会, 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 黄春明的笔下底层小人物似乎无论是顺应时代潮流, 走出乡村接纳现代文明、抑或是固守传统拒绝现代文明, 都无可避免的陷入悲剧的宿命。六七十年代, 乡村经济在城市冲击下渐渐凋敝, 很多乡村剩余劳力不得不背井离乡, 涌进城镇, 但是城市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的现代生活无疑超出这些乡间小人物的心理预设范围, 现代城市对他们始终是一种“异化空间”, 身份认同危机困扰他们, 在无所适从与无意识中走向生命的悲剧。来自乡村的个体走向悲剧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精神失怙与本土传统文明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失语的过程。 《儿子的大玩偶》中坤树从乡间走进现代文明萌芽的城镇, 在生计压力之下, 从事备受争议的“广告人”职业, 不仅要忍受酷暑的折磨, 更为残酷的是周围人的嘲讽与挖苦, 更残酷的是儿子阿龙已经不认识卸了妆的父亲。“广告人”的职使得坤树可以与儿子建立起联系, 但是也剥夺了与儿子的自然联系, 阻隔了作为自然人的坤树与儿子的人伦亲情的建立, 坤树在“广告人”身份的异化下成为“儿子的大玩偶”。在现代文明生活之下, “广告人”的身份取代了坤树“自然人”的身份及其他社会角色, 成为支配坤树的异己的、对立的力量, “广告人”的社会功能覆盖了坤树存在的其他意义, 导致坤树成为现代城镇的一种现代符码。在自然人性与消费社会的冲突中, 坤树走向精神的失衡与身份认同的错乱, 最后在“我, 我, 我……”的迷惘中失语。《两个油漆匠》中从乡间走进大城市阿力与猴子以刷油漆广告为生, 经济的窘迫使得他们在城市步履维艰, 在日复一日无意义的工作中找不到生活的目标, 下了班之后爬上了半空中照明的灯罩里, 此举引来无数的警察与记者, 阴差阳错之下猴子失手坠楼。在猴子看似偶然的命运悲剧中一定程度上蕴藏着这些“城市异乡者”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在阿力与猴子的处境中, “城市”是“只能上, 不能下”的“贼船”, 故乡已经成为记忆中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他们在城市不仅要忍受物质上贫乏与生活上的困窘, 更关键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无助与无所依附, 成长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他们没有了土地, 也没有可以在现代城市生活的一技之长, 只有漂泊在城市, “生活”已经下降为一种“生存”, “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不可克服的“异在”, 在精神的撕扯中, 悲剧不可避免, 即使不是像猴子以生命的覆灭作为终结, 那么也难免会像坤树一般在抗争中却陷入现代文明的陷阱。在这些城市异乡者的视角下, 城市呈现出迥异于故乡的无情与冷漠, 虽然在这一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