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一个逝去的乡土世界背影黄春明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叙事.docxVIP

从基层上看去一个逝去的乡土世界背影黄春明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费孝通在《中国山水重建》一开始就写道：“从基地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是本土的。”。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国人来说,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立身之本,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整个中国社会结构, 它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为基本特征,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 乡土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新的国际分工和资本输出的需要, 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在台湾急遽扩张, 台湾渐次被整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 被改造为适合于外国资本发展的边陲资本主义地区, 它“和中心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构造和性质上仍有巨大落差, 内包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造成的后进性”, 只能“规定为‘半资本主义’。”2台湾社会本来是一个有广大农村腹地的传统社会, 由于其经济的依附性格与“以农养工”的经济政策, 使得曾经一体化的农业社会不断萎缩, 累积了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在城市摩天大楼的阴影下, 传统的乡土伦理以它优美而孱弱的身影沉沦于强悍的现行经济变貌之中, 这不能不引发以书写乡土为念的作家的关注。 一 乡土文学的建构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叙事中, 小镇的形象的出现颇多。小镇一头连接着变迁发展中濒临破产的农村, 另一头伸向经济飞速发展又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 是农村经济破产与震荡的交会点, 具有鲜明的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特色。众多小人物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上演着属于他们自己和整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不仅有讨生活、争生存的艰难曲折, 也有自身尊严和归属的精神层面的苦痛挣扎, 呈现出一个变动着的社会风尚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之间的多重关系, 显示出乡土写实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格。出身于小镇的知识者“充满本土色彩, 可说是一种‘旧台湾情结’在支持着写作, 这类作家大抵生长在台湾农村, 成年后就业于都市, 他们普遍对都市文明不满, 对童年的乡村念念不忘, 认为那是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乡土作家敌视都市、工商业文明, 要归真返璞, 最好回到50年代的台湾农村, 乡土散文家有浓重的怀乡情结……”3, 在他们的小说中, 存在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台湾首善之都的台北, 一个则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市镇, 而乡愁就成为他们面对历史以求定位的一种方式。 所谓的乡土文学的核心即是乡土气息或地方色彩, 亦即某一地域内特殊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惯、伦理精神等的圆融整合, 是特定生存状态和精神现象组成的特有情状, 这些内容通过具体作品呈现为特定生存空间内的“土气息泥滋味”, 从中透射出来的是某种“风土的力”4, 即一种原乡况味。如同许多乡土小说家那样, 黄春明以自己的家乡为模型, 塑造了一个乡土空间舞台。他以风俗志式的方式记载了花生园、番薯地、美人蕉以及妈祖庙、棺材店、由铁皮和塑料布覆盖的屋顶等原乡风物。他在小说集《锣》的自序中曾说起自己早年的经历, “我认识了那个油漆工, 当然我也认识了这个男孩和其他镇上的人: 像打锣的憨钦仔, 全家生癣的江阿发, 跟老木匠当徒弟的阿苍, 妓女梅子, 广告的坤树。还有附近小村子里的甘庚伯, 老猫阿盛、青番公等等, 人们善良的心地时时感动着我。”5作为黄春明文学原乡的宜兰, 就其整体而言, 是一个开发得很晚的移民社会, 而且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使它亘古如斯地维系着农业社会的秩序和情调, 即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所建立起来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它构筑了乡土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韧力, 也构筑了黄春明笔下的人物即使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生命活力的主特征。这些小人物主要生存在由家庭和自然构成的农村, 主要活动内容便是维系个体的生存和基于血缘的日常交往, 起支配作用的规范是世代相传的伦理经验和风俗习惯。这种自发、原始的生活经验给寄居其间的人们带来淳朴、安谧、平和的家园感觉, 对乡村的迷恋感情也由此产生。 《青番公的故事》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渲染青番公和阿明祖孙二人在田野中其乐融融的情景, 彰显的是一种天人和谐的氛围。青番公已经七十多岁了, 阿明才只有七岁, 但他们的心理年龄实在相差无几, 爷孙两人为扮十二身的稻草人而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协作中、交流中获得了莫大的乐趣, 而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青番公的喜悦飘浮在六月金黄的穗浪中, 七十多岁的年纪也冲走了”, 他和自己的稻草人兄弟默默地聊天, 能清晰地听到稻粒结实时“突然像下西北雨的那种沙沙声”。在他看来, 麻雀也是“鬼灵精的”, 和人一样聪明, 麻雀尽管偷吃稻谷, 他只主张把其赶走, 反对把它们打死。外在丰收的景象给老人带来了内在的幸福, 这种幸福是把自己的身心与自然和大地融为一体的幸福。 在青番公的回忆中, 他们一家经过辛苦耕耘和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