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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泽著述考述 清初历史学家孙承泽（1593-1696）介绍了23种类型的《四库全书》，包括400多卷。其插架之作,远比此多。但近三百年来,因薄其为人,兼及其言。兹就孙承泽所处的历史条件、宏富著述及学术地位,略作探述与刍议。 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政治舞台的结构 孙承泽生活在明末清初动盪纷乱的时代,一生经历坎坷。 明朝末年主昏政闇,赋苛财竭,又加连年灾荒,饥民纷纷揭竿而起。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南犯,京师戒严,勤王兵“叛将结流寇”,旬日间众至万余,转略陕西、山西、河南间。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为尖锐,而孙承泽仍闭门危坐,诵经求仕。 崇祯三年(1630年),孙承泽乡试中举,时年三十八岁。翌春,又“盛年甲第”,登辛未科进士。据《孙公承泽行状》载: 孙承泽,顺天府上林苑采育人,字耳伯,号北海。先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明永乐中,其祖明善迁实京畿。七传至公,中庚午顺天举人,辛未进士。 孙承泽中进士后,赴河南,任县令。据县志所载,孙承泽任陈留令,其“政绩”不著,故名宦传阙简。后于崇祯八年(1635年),转祥符县令。时农民军屡入河南,孙承泽练兵固守,同农民军顽抗。《祥符县志》载言: 时督逋甚严,承泽催科有法,不致困民。教民孝弟,恳切诚笃,刻功过格,口讲指画,务积诚感人,民多革心。在任三载,乡农不赌,勾摄悍吏。擢拜给谏,卧辙乞留(10)。 孙承泽在陕北农民起义暂时处于低潮期间,出仕中州,宣孝弟,禁聚赌,刑贪吏,缓催征,也算得明末混濁官场中的一员清官。 崇祯十年(1637年),孙承泽“以卓异,授刑科给事中,历升户、工左、右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他身居给谏,叨叨疏奏,如“慎揆席、求建言、释逮系、严保举、明泰卦诸疏,一时传为名谏”;又在平台受召,“皆阐道以明理,实植纪而扶纲”。尽管孙承泽在为力挽明社倾危而作舌笔之争,但是明廷已患不治之症,虽药疏石奏,均无补于其一二。 甲申之变,明社倾覆。孙承泽见君崩国亡,矢志愚忠,决意追殉崇祯帝。康熙《顺天府志》记载: 甲申,闯贼陷都。乃自经,佣书者救之;继服片脑,又呕出;继赴井,又为仆救。 孙承泽在解悬、呕药、挽溺之后,为大顺军所执。他先示求速死,但“贼,河南人,夙知公,曰:‘公有遗德于吾乡’,命伪尉守之”(15)。旋用“温言慰藉”,并“曰以饮食馈送”。大顺取代明朝。孙承泽终于降附大顺,被委任为“四川防御史”。受职后,未就任。李自成山海关兵败,旋撤出北京。孙承泽遂“潜回上林,养疴村落”。 孙承泽见用于大顺,被故明缙绅视为“叛逆”,也为封建巨儒所不齿。其时,甲申陵谷之变,诸臣录赴吏政,但“一时罣入仕籍者,非必愿仕之臣;其不入仕籍者,亦非尽不愿仕之臣”。所以,不能以是否“槐国衣冠”而定其臧否。孙承泽身为明朝官员,在目覩家破君亡,亲历痛苦磨难之后,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也不论尔后如何剖白,肯于“降贼”受职,终究在客观上与大顺站在同列。顾炎武作《叛逆奸臣及贼授伪官考》,表忠节、挞降臣。但是,今天看来,明季勋戚文武诸臣死节并不可表彰,降附大顺诸臣也未可轻非。 阶级搏斗未息,民族纷争又起。李自成率兵退向西安,多尔袞统军进占北京。孙承泽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降清后,复官为刑科都给事中。寻转吏科都给事中。同年升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事。其后屡经升转。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升为通政使司左通政;八月又升为太常寺卿。顺治四年(1647年)改为大理寺卿。翌年升兵部右侍郎。顺治八年(1651年)转吏部右侍郎。明年又改吏部左侍郎,仍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孙承泽既先降“贼”,清代学人视为“逆臣”;继又降“夷”,受民初学林鄙薄。由是近三百年来为世人所轻。孙承泽降“贼”,前已略为评述;至于降清,需做历史分析。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主要有南明、大顺、清朝三种政治势力。明“至崇祯之时,人心已去”。偏安一隅的南明,是腐败明朝的继续。但南明中能与民众抗清斗争结合的政治势力,其积极作用不宜低估。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分裂动乱,乱极思治。南明和大顺都没有力量肩负再造统一的历史重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有清朝能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也只有清朝能抵御外来侵略,维护领土完整。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坚持“夷夏之防”,亮节不仕,忠介可嘉;而孙承泽等人,能够审时度势,降附清朝,也无可非议。对降清明臣视为大节有亏之人,加以斧钺,是在清巩固其统治之后。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谕令国史馆立《贰臣传》,谕称:“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功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孙承泽死后百年,以其为明朝官员降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