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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戏剧的戏剧效果 13世纪，原杂剧作家纪俊祥在中国悲剧史上创造了赵氏孤儿。此剧本于十八世纪通过传教士马神父的法语翻译版本流传到欧洲, 引起众多西方作家的改写(1), 其中最著名的改写版本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通过对《赵孤》和《中孤》的对比研究(2), 我们发现两剧本的戏剧张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迄今为止, 与《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相关的文献倾向于比较两剧本的情节结构或道德思想, 鲜有学者考虑到由暴力场面所引起的戏剧效果问题, 目前还没有学者通过伏尔泰对《赵孤》的改写来观察出伏式暴力美学形成的轨迹。法国学者玛丽-克洛德·休伯特强调“任何剧作家的写作都是为虚拟在场的观众而服务的 (Marie-Claude Hubert, 2006:p.6.) , 而暴力一直都是中西戏剧家推崇的永恒戏剧元素。然而, 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 《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采取不同的暴力渲染方式, 制造了不同的剧场效果。纪君祥简单直接的暴力美学明显违背了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创作逻辑。1781年的法国报刊《秘密日志》准确的描述出十八世纪法国观众对《赵孤》的印象:“赵氏孤儿中的人物和事件缺乏悲剧尊严” (Mémoires secrets, 1781:p.161) 。因此, 为了迎合法国古典悲剧法则, 为了不惊吓到法国观众, 伏尔泰在改写《孤儿》时刻意远离了流血场面, 描绘了一个没有酷刑和杀戮的悲剧。但是, 悲剧始终需要沉重的场面。那么, 伏尔泰是用什么方法使剧本渲染上恐怖气氛的呢?伏尔泰是如何保持其剧本的悲壮感?两位作者各自的暴力价值观是什么?通过关注纪君祥和伏尔泰两个中法作者各自的戏剧暴力尺寸, 本文试图总结出促使这种尺寸变化的原因。 一 《赵孤》中的暴力 《赵氏孤儿》相比于《中国孤儿》, 场面显得异常血腥。它描述了赵家和屠家之间的复仇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 许多酷刑和屠杀的场景都体现出了作者的暴力审美尺度。剧本从开端就通过对屠岸贾残杀赵家无辜三百条人命的描写来突显这个头号反面人物的嗜血特征 (引子, 第二场) 。大屠杀以后, 赵家唯一的孤儿死里逃生。屠岸贾意图斩草要除根, 于是伪造了圣旨命令杀掉全城六个月以下的新生儿, 希望在新一轮的大屠杀中, 砍掉赵家最后的独苗 (第二幕, 第一场) .这一系列血腥的事件无疑震撼了读者, 在激起其对赵孤怜悯的同时, 显然也激起了恐惧感。在营救孤儿的过程中, 暴力场景继续延续。赵家的两个忠臣程英和公孙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复仇计划中。程英决定牺牲自己的儿子代替赵孤, 公孙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假冒藏婴人。然而, 屠岸贾奸诈多疑的性格促使他对公孙进行严刑拷供 (第三幕, 第四场) 。在经历了可怕的皮肉之苦后, 公孙撞石阶自杀。读者看到这里以可深刻的感受到正面人物的悲剧命运。程英眼睁睁的看着士兵捕获自己的孩子而不能阻止, 只能在心里暗暗的告诉自己这是复仇和自由的代价。随即, 这个无辜的婴儿被无情地杀害。 (第三幕, 第五场) 。纪君祥通过描述屠岸贾肢解婴儿的场面来创造悲剧的恐怖气氛。无穷无尽的暴力循环展现了反面人物的疯狂。程英忍辱负重, 寄居在屠府并抚养赵氏孤儿, 二十年后, 程英向赵孤揭示其身世。极度愤慨下, 赵孤得知灭门赵家的凶手正是他的养父屠岸贾。最终, 引发复仇的暴力因素成为终结复仇的原因。在高喊“我死, 或者叛徒灭亡”之后, 赵孤毫不犹豫地逮捕了屠, 并把他交给皇帝。在最终场 (第五幕, 第六场) , 皇帝怒判屠岸贾极刑, 以暴制暴的社会模式得到充分体现。 通过强度大且形式多样的暴力场景, 纪君祥大胆地在《赵孤》中探索人类的感官极限。暴力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演变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戏剧的起源开始, 它就引起了理论家的关注。《中国戏剧报》这样定义了戏剧中的暴力美学:“中国古典悲剧的戏剧感是通过力量展示的, 此力量通常依附于暴力” (中国戏剧年鉴编辑组, 2007:p.394) 。总之, 暴力在《赵孤》中的充分运用可以归纳成一个戏剧审美观的问题。对纪君祥而言, 没有流血的悲剧, 是一个缺乏灵魂和动力的悲剧。佛罗伦萨·菲斯在研究戏剧暴力时谈到:“任何暴力行为都是通过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关系模式展开的” (Florence Fix, 2010:p.115) 。在《赵孤》中, 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关系以双向的模式出现。纪君祥通过强调恶人的野蛮来引出英雄的牺牲。残酷的命运使复仇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正是因为有颗强烈复仇的心, 英雄才能忍受邪恶, 并最终以暴制暴。从这个意义上说, 悲剧的逻辑性和戏剧性都通过暴力得以彰显, 如同陈文师在他的著作《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中总结的一样, “野心, 贪婪, 淫荡, 恶意或报复使暴力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悲剧人物的身上, 复仇和正义都可以通过暴力表现出来” (陈文师, 1976:p.34) 。 如果说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