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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垄断是隐忧中国反垄断需具体操作 记者：你为什么看到垄断？。 盛洪: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国效应》,其中预测到中国还有20-30年的经济增长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好消息背后也有一些隐忧,经济增长过快创造了巨大财富,财富怎么分配又是一个问题。可能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垄断问题。 目前,很多人很关心腐败问题,但我觉得垄断可能比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垄断涉及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其实表现为一个利益集团在跟整个社会争利益。 记者:您曾说,中国的垄断是行政性垄断,是这样吗? 盛洪:是的。我的理由是,当前垄断行业多与行政部门相关,而行政部门具有实际的行政立法权,他们通过的文件具有某种法律效力。比如石油部门的38号文件,不过是几个部委联合发出的意见,没有经过正当立法程序,却具有法律效力。通常情况下,这样出台的文件实际上带有某种垄断性质。所以,我把这样一种中国的垄断性质称之为行政性垄断。 记者:我们国家现在形成垄断的格局是如何演变成的? 盛洪:如今和垄断行业相关的部门,在计划经济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没有油水的,也没有垄断力量。因为当时是计划体系、计划价格体系,稀缺资源定价较低,他们很难获得垄断利润或垄断利益,与此同时,一些部门还背着国家战略性目标,甚至要吃苦与付出。但他们具有垄断力量,这个力量表现为可能降低服务的质量,减少提供的产品。比如说铁路运输,这些年我们看铁路服务逐渐在改进,但倒退十年或者二十年,铁路的服务非常之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垄断力量的价格机制越来越明显,丰厚的利润也就逐步凸现出来。直到今天,垄断所带来的不公平利益分配越来越显著,最终成为一个非常醒目的问题。 记者:对于普通人来说,谈到反垄断,意味着引入更多的竞争者。您怎么看? 盛洪:我认为反垄断不仅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还能刺激企业的发展。比如电信行业,原来只有中国电信一家,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后,就成了他的竞争者。随后,铁通、网通宣布成立,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格局,这种竞争格局直接导致老百姓受益,最关键的是促进了中国电信的飞跃发展。一组数据说,联通刚进入市场时,中国的手机数量约157万台手机,截止2007年1月已经达到4.5亿台。这就是竞争导致的结果。 如果其他垄断行业也能引入更多竞争者,相信也能取得巨大成功。比如石油领域,虽然目前有两大家,但两大家分家而制,依旧是垄断经营。如果有更多的竞争者加入,那么我们也就不用为石油价格去争吵了,更不需要国家发改委定什么价格。其他领域也如此。 记者:您怎样看待反垄断? 盛洪:不垄断就竞争,就是如果没有垄断性质的话,我就引进竞争;不竞争就管制。比如给我一个可以经营自来水企业,我就要赋予他相应的义务,这个义务要超出一个普通企业。因为我在做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生产一个普通产品,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要求自然就高。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中石化。面对油荒,中石化却说跟他们没关系,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他们。在文章中,我问中石化为什么有这么多权利。在我看来,如果你有某种公共权利,涉及到社会紧缺资源的垄断权,你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公共义务。 记者:您刚才提到政府管制,但我们知道政府管制也要符合市场经济定律。众所周知,公共品定价难度非常大的,如果按照您的思路,如何能让它在一套有效机制不会出现即使政府管制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也是不合理的价格呢? 盛洪:首先如果能够由市场决定,政府最好要由市场决定,这就需要创造一种竞争局面。比如电信,竞争企业已经四家,政府只需要设定一个价格低线,就没必具体去管它的零售价。之所以设定价格低线,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竞争。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近年来又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专著《治大国若烹小鲜》是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政府的学术努力;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和《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演讲集《为什么制度重要》,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