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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廉先生文化认同思想研究 在全球化的时代，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世界的中心，文化认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界定自己, 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 如何确认自己的姿态, “我”该与什么产生认同, 怎样看待我和他者的关系, 在这个语境下, “我”之身份与认同不是由血缘与国籍所决定的, 而恰恰是社会与文化作用的结果——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了“我”之身份的确认, 而具体的历史进程、特定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演变、各异的政治语境则对“身份”与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面对着全球一体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面对着西方已经转向东方, 且重视起东方的文化内涵, 而东方在面向西方的借取时, 也开始着眼于对西方本质真实的索求, 循此去探索民族文化的根源, 追问其在现时势下的真相与价值观, 使得个人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再度融合, 在一体化之下, 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认同, 重新界定存在于这个世界文化组合里的自我, 这更具有一种历史责任的担当意味。沿此思路去认知进而领悟叶维廉先生的《中国诗学》, 从中可在诗学的层面上把握到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和研究分量。 叶维廉先生作为一位能诗能文的比较文学学者, 有机会出入于中国与西洋, 渗润于古典与现代的学养, 长期涵泳于追根溯源、融会贯通的氛围, 他的论著《中国诗学》便是经由中西诗学的比较, 本着再现中西美学的自有基础, 寻找中西文学共同规律的宗旨, 通过把握中西文论形成与建立的渊源与形态, 致力于发现各自在东西文化与美学传统中深层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一方面, 他用西方的视角来整合中国文化, 目的是奠定一个对话的平台, 促成“可能的最后的世界文学理论”, 另一方面, 他用现代的眼光来领悟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文论, 意在打破西方人“神秘的东方”的看法, “整理出可以对话的有机的整体”。叶先生从中国文学的批评方法, 从对中国古典诗的传释活动, 从哲学层面和审美意识, 来对中国诗学进行审视和总结, 强调了语言历史文化在其中的左右作用, 不论是观感的程式、表达的程式、传递与接受系统的研究, 乃至于作者对读者对象的把握, 他认为, 没有一个方面可以离开语言、历史和文化。他在文本阐释的实证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语言、历史、文化对中西诗学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决定着不同的美感形式、不同的诗学内涵、不同的审美观照, 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交流对话, 才能挖掘各自诗学理论的精髓, 而彼此诗学的相互影响和会通, 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实现。对叶维廉先生在《中国诗学》论著中方法论的举要, 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叶先生在比较领域里所依循的原则与方略, 并进而把握该著作的研究理路与学术魅力。 一、 “无迹可求”的美学特征 在叶先生的研究视阈里, 传译既是传达与会译的问题, 更是领悟与悟通的问题, 他的研究背景是对中国古典哲学基础的探讨, 他的关注焦点则是针对中国诗学是抒情诗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 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 如何建立一种从“印认”到“传意”到“感印”的关系, 亦即通过捕捉彼此的机心, 而进入悟通、知解、交流的境地, 而不要轻易地“破坏了作者‘传意’的目的和读者应有的‘感受’的活动程序”。 在批评程式上, 叶先生举证了西洋批评中“言繁而意简”的倾向, 作为一种有渊源传统的表达形态, 中国诗学则是以“言简而意繁”见著, 点到即止, “它只如火光一闪, 使你瞥见‘境界’之门, 你还需跨过门槛去领会”。他认为, 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 在方法上常用“境界重造”, 用感觉意象来印证批评中“无迹可求”的境界。 就美学特征而言, 中国诗学如叶燮所说的“呈于象, 感于目, 会于心”, 空灵飘逸, 这种美感经验的形成过程是直觉的, 而非演绎的, 着眼的是直觉得来的浑然的灵感经验, 在乎的是“自然”、“自得”、“天趣”的手段。叶先生指出, 一方面, 不同于西方诗学, 不相信诗有“逻辑的结构”, “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 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 是属于美学的批评, 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另一方面, 有异于“近代西洋批评那样欲取代作品而称霸那种咄咄逼人的作风”, 也不依循西洋批评中那种“始、叙、证、辨、结”的辩证修辞程序, 中国诗学“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详举, 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 而是有赖于“机遇”的“点、悟式”的批评, 还是诗的传达, 叶先生认为是“确乎比演绎、辩证的传达丰富得多”。由此, 叶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完美的批评家 (或理论家) 必须要对一个作品的艺术性, 对诗人由感悟到表达之间所牵涉的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有明澈的识见和掌握, 不管你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辩证的程序。所谓明澈的识见当不指死学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