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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艺术集成志书编纂的几个问题 2009年8月，《中国艺术年鉴新疆》由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样,由新疆艺术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艺术科研重点课题——七部艺术集成志书的“新疆卷”,在历时30年以后就全部出版面世了。毫无疑问,这是我区文化艺术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与此同时,号称“中国民族文艺万里长城”、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纂的10部文学艺术集成志书也宣告全部出齐。对于上下五千年灿若星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细致、深入、系统的调查、搜集、研究、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基础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编纂10部文学艺术集成的工作,是从1979年起至1986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及有关文艺家协会陆续发起的,并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在新疆,10部文艺集成志书中除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新疆卷”由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外,其余七部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全部由新疆艺术研究所承担。 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在艺术上都是承古启今,各有风采,构成了新疆姹紫嫣红的百花艺苑。对于集成志书工作而言,新疆的各民族艺术有着这样的显著特点:源远流长,但典籍载录很少,来龙去脉不详;四海辐辏,八方汇流,万千景象汇于一体,但民族流变,宗教更迭,文化链条的衔接时有断裂。这些客观情况,无疑增添了编纂工作的难度。为了保证集成的真实性、科学性、权威性,各卷的总编辑部对体例、原则、部类内容和层次、专业术语、符号等都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因此,既要做到品种全、范围广、质量精,反映新疆各民族传统艺术(有的卷本还包括现代艺术)的全貌,又要完全符合各卷总编辑部提出的统一体例,再加上13个民族的音乐、舞蹈、曲艺、戏曲各有不同的风格特色,唱词又分属汉藏、阿尔泰、印欧三大语系的六个不同语族,收集、翻译、用国际音标填写唱词困难重重。这些都使编纂工作异常复杂和繁重。 在编纂实践中,每部集成志书大致都经过了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深入农村牧区,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是编纂工作的基础。城镇的专业和业余民间艺人当然也是采访对象,但最本真、古老的民间艺术往往都存在于最闭塞的、远离城市喧嚣和现代艺术冲击的地方。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有的同志一下去就是几个月。背着照相机、录音机,揣上几个馕,提上一壶水就出发了。从北疆到南疆,从草原到绿洲,有马骑马,有驴骑驴,没马没驴就靠两条腿。为了寻找一个老艺人,有时要奔波好几天。有的老艺人病了,或者不愿意掏出肚里的“玩意儿”,我们就买砖茶、方块糖、点心几顾茅庐,礼遇有加,甚至帮人家夯土墙,上房泥,花几天时间与艺人谈心、交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使他们毫无保留地亮出深藏的绝技绝活,拿出几代相传的孤本、珍本。有的同志病了,仍然坚持工作;有的同志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山洪险些被冲走,也毫不退缩,一往无前;李季莲他们去塔城采访,遭遇车祸,车坏了,人受了伤,仍然坚持完成采访任务才肯回来。因为大家知道,时间紧,任务重,下来一次不容易,不能空手而归;许多老艺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下次再来,说不定人就不在了。一旦过世,他们的“遗产”也就随之失传了,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库车县民间歌手尼莎汗、乌鲁木齐市秦剧团老艺人张新国等人,都是在采访后不久辞世的。 演出戏曲的老戏台多已毁于战火,或者改建拆迁。为了如实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甚至百多年前演出场所的实况,我们根据众多长者的回忆,请人绘制成图,几经修改订正,终于再现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1944年扩建之前,曾在那里夜夜笙歌、“出将入相”的元新秦剧园(天山戏园)、新星舞台以及城隍庙戏楼、老君庙戏台的昔日风貌,使人在凝神回眸之余,不由发出今昔之叹。 第二,对浩繁的素材进行细致的比较、筛选和编辑。入书的文字稿,每个条目都有规定的几项内容,缺一不可;都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层次记述,不可随心所欲。遴选的过程也颇费周折。有些流传较广的曲目、节目,已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行世,不同的表演者采用的旋律、动作也各有不同。我们就请有关专家客观、公正地反复比较,选出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入书。 从收集资料到整理入书,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以一首少数民族的民歌为例:要经过录音、记谱、记词、正词(请语言工作委员会的专家进行确认,听不清的唱词要辨识,几种唱词要筛选),然后,请一流的翻译直译成汉文歌词,再配歌、试唱,看是否上口、易懂。最后,还有近500首歌词原文撰写了国际音标,填在曲谱的下方,便于不同民族人学唱研究。一首歌如此,1898首歌曲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召开各种审定会、研讨会、讨论会。集成志书编纂的对象是种类庞杂、数量繁多、形态万端的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过去从未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就决定了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编纂过程中,各个编辑部都召开过多次有北京、有关省区和我区各族专家参加的各种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