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与《文心雕龙》艺术思维之比较.docxVIP

《文赋》与《文心雕龙》艺术思维之比较 《吕机文赋》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专业著作，也是第一部文学杰作。刘哲的《文心雕龙》诞生于魏晋南北朝，它将古代文论的重点从“评价人才”转移到“精分析文学”。历代文人和中外学者对二者有诸多赞誉。笔者尝试对《文赋》和《文心雕龙》作系列性比较研究，探索其中的艺术思维理论及作家的哲学心理，更好地把握其美学生命。 中国文化传统不热衷对事物本质下定义，而是以比喻、象征等方式直观理解事物，追求事物在人的心灵中的状态。张世英认为，艺术思维路径的世界观基础是“人—世界”结构，要求人们把对象内化为主体而全身心地体悟。1这种追求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形象思维或诗性思维尤为中国古代文论家所偏爱。《文赋》与《文心雕龙》都着重探讨文学创作中直观感性、主客交融的审美观照方式，既追求诗性智慧，也不摒弃理性思维。 一、 情起兴，拓展想象空间 诗性智慧是人类原初的思维形式，用神话、比兴、隐喻等方式诗意地想象和构造世界。中国古代思维主要特征是主客交融、重视体验。 “兴”是主观情态在外物感召下形成审美冲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观物取象等思维方式融入艺术创作过程。“兴”最早源于汉代经学家解说《诗经》，意为传达政教意图的比兴托喻之辞，汉魏以后“兴”演化充实为感兴寄托与意在言外的内涵，包括缘物而感的创作对象、寓情写意的创作主体和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作品。 首先，关于“兴”的界定。《文赋》论述创作缘起是以情起兴，未用“兴”概念，而蕴含兴的含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2这是陆机唤起文思的思想：随四时迁变叹逝者如斯，见万物盛衰而思绪纷至。感伤凛冽的秋风摧落枯叶，欣喜芬芳的春气催生柔枝。有时心境肃穆如胸怀霜雪，有时情致高远如直上青云。“兴”是主体情志在外物感召下形成审美冲动，并综合运用联想、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另一类事物形象，展示其美的内涵。陆机将“兴”作为缘心感物、构造形象的缘由和使情成文的开端。《文心雕龙》则阐述“兴”是主体对自然界无穷美景诱发的反应，因为自然界以其风韵感染主体、主体也将之拟人化，感兴建立在物感基础上：“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3，并界定“兴”的概念：“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3“比”是比喻，用熟悉浅显的事物说明抽象难解的事理，喻巧而理至；“兴”即兴起，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兴”的作用是：“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3赞语将“兴”之运用喻为“拟容取心”，即提炼心象，熔铸意蕴，突出“兴”的意蕴寄托。 其次，“兴”拓展想象空间。《文赋》首创“应感之会”理论，即“兴”之结果是灵感出现。来不遏、去不止的“应感之会”不由作者意识指控，也非明晰的文字概念能穷尽的思致与情感，即如王夫之言“兴在有意无意之间”。钟嵘《诗品序》提出“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正式用“言意之辩”说明“兴”适合人们表达幽微难测的心境和寄托情思。《文赋》云：“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2当神妙的思维不期而至时，一切纷乱皆可梳理，文思如疾风发自胸臆，言辞似清泉流于唇齿。“兴”中有意，或将“兴”之本体规定为意在言外的审美情思与意蕴，拓展“兴”之精神空间和想象余地，并与诗人抒发情感、创造意境融合，升华为个体生命意志，使诗作寄托更深远、情志更动人。文章由情起兴开端后，历经想象驰骋、选义考辞、文体选择、风格确定、灵感降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2以情起兴的文章可彰显万物之理、通古博今、弘扬治世之道、润人心脾，并且洋溢升腾作者的美好情感、自由精神和充实完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心雕龙》则表明：“兴”是人们对外物感召的应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物色》篇倡导情对物的勃发方式为“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四季复杂多变，作家必须“兴”其情而吸纳、理解客观景物，超然于物镜之上，在天籁间神游。创作主体对大自然“兴”的结果是“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3，作者的深远情志寄托于风景之情和草木之貌。“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3，作者展开艺术构思时，心灵在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史事物景中自由地穿梭飞翔。 隐喻与“兴”紧密联系，两汉经学家将比兴视为一体。隐喻指借用人们熟悉、明显或形象的符号表达思想，符号为喻体，思想为本体，两者联系基于相似性。中国文化传统自《诗经》始，隐喻以“比兴”形态存在于民间诗歌、习俗、宗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