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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献的芝麻与西瓜 《六朝文化研究概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概论”）讨论了六朝文化研究的深化。也就是说，“基于宏观层面，明确了相关概念，明确了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更新了认识，追求创新”。文章最后指出，“在本文中，我们必须扩大和加深对六朝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熟悉基本文献，利用文物考古资料，了解相关理论和理论，并妥善处理“知识”与“应用”之间的关系。”以下就此稍作展开。 一 朝文献中关于史料问题的认识 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的数量多寡、难易程度,又会影响到研究的路径和研究者的素质。以先秦史与明清史为例:有关先秦史的传世文献既少,行文又或简练或古奥;有关明清史的文献则数量巨大、类别众多。如此,从事先秦研究,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素质,又要求具备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功夫,并养成不盲从后世注疏家解释的习惯;而从事明清研究,则要练出从恒河之沙一般的文献中披沙拣金乃至点石成金的本领,还要有足够的体力,能到藏书机构、到田野采集关键或独特的文献。至于辽、金、西夏、蒙元史,“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证”,即是基本的学术路径之一,则研究者如果不能具备民族语言、域外语言的良好修养,就势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相对于先秦明清,研究六朝史的明显优势之一是文献资料数量适中而且比较容易掌握。打个形象的比喻:先秦文献是哪怕“芝麻”也得当作“西瓜”;明清文献是“西瓜”也就仿佛“芝麻”;而六朝文献,“芝麻”就是“芝麻”,“西瓜”就是“西瓜”。当然,这些有关六朝研究的文献资料,也存在着如何掌握的问题。循序说来,其一,要会找书,要懂目录学。一些入门指导书值得初学者翻阅,如文学方面,有穆克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但在文化方面,毕竟缺乏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那样具有指导研究意义的好书。其二,需要明了史料的特点。六朝史料特点有以下几项:正史占重要地位,私史众多,史注之风盛行,传记与谱学兴盛,地志发达,佛教道教史料涌现,总集出现。其三,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史料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抱着怀疑的态度进行考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前人。以《宋书》为例,学者们公认“八志”是《宋书》的精华所在,“是两个半世纪(220～479年)天文、地理、政治、社会以及典章制度的总括,为研究了解这一历史阶段,提供了大量宝贵而重要的文献”。然而《宋书》“八志”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仅言《州郡志》,断限不严,为例不纯,彼此矛盾,记载疏漏或欠缺,考辨讹误,叙次不清,这些《州郡志》本身的问题,再加上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中华本校点中存在的错误,“如果不甚明了这些问题,不但《宋书·州郡志》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严重者还会误读误用史料,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史料”。《宋书》的纪、传及其他志中,也不乏各样的问题。如日本学者安田二郎经考证指出《宋书·傅弘之传》中,“傅弘之曾任本州(雍州)主簿、秀才一事,也不是事实,是后来人为追加的经历,可以理解为一种虚假的官历”;类似这样“虚假的经历”还广泛存在于魏晋南北朝之相关“正史”以及作为编纂“正史”依据的“国史”与文书中!再以《三国志》为例,2002年《三国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金华先生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以及与会诸君的论著与言论,使人颇觉心惊:“中华本《三国志》竟然存在那么多的各样问题!本来……所谓‘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志中问题往往极多……而无志的《三国志》原文、校点也是问题丛集,此前实未料到”;“越发感叹治史的辛苦,考据、义理、辞章既三者不可或缺,考据作为基础,不仅要读书、用书,而且要知书、疑书,举凡目录、版本、凡例、校勘、训诂、传注、辨伪,等等,都属读书、用书的前提。非如此,则有失严谨,算不得高明”。 六朝研究者对于各样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当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当养成知世论人、知人论书的思维。即言关涉六朝的正史,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有与朝代更迭、南北战争、内部动乱关联较多的曲笔回护、略而不详,与争夺正统有关的彼此贬抑,与现实政治、作者家世有关的弥缝忌讳、虚美增饰,与散佚不全有关的移植补作,与整编改写有关的删节失当,等等;而具体到各别正史,也往往存在着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与感情倾向,《晋书》、《隋书》的成于众手与连带的彼此抵牾,《南史》为求简明扼要而删略出来的本不存在的官制名称,等等。如此,我们既要明确相关正史的史源状况、成书顺序,进而明确其间的继承、改变与创新关系,在具体使用时,更要多加比照,即不仅记载内容有所重合的前后正史之间比照,立足于南北政权各自立场的正史之间、正史与《资治通鉴》之间,也都有比照的必要。研究者常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