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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甘棠》诗一个由事到志的考察 最近，在中国当前的司法语言和司法实践的背景下，学术界也讨论了“送法下乡”的问题，相关学术成果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①如今,可以说是上有官方推波,下有学者助澜,弄得很有一些声势。据我的初步观察,学者热衷研究“送法下乡”的旨趣有四:一是彰显和落实社会主义中国“司法为民”的政治目标,这与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是“送法下乡”的正当性依据;二是着眼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特殊格局,这与现实情势有关,乃是论证“送法下乡”必要性的理由;三是延续红色政权建设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传统,这似乎与论证策略有关,也是借鉴和检验“送法下乡”的历史性资源;②其四,基于中国关怀的学术姿态,内含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追求。其中,导致“送法下乡”举措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当下中国农村地区的特殊格局。在那里,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造成了交通和经济的滞后,也影响了资源和人才的流向,从而区隔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在法律制度上的互动。就此而言,所谓“送法下乡”,不但是一种加强城乡之间法律互动的举措,而且也是一场以现代法律来改造乡村礼俗的“移风易俗”的运动。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送法下乡”视为这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项日常活动。 但问题是,从宽泛角度来看,所谓“送法下乡”云云,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例证。比如,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