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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的宗教文化解读 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之间是否有一种“互相学习”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乌尔贝克的一句话特别感人。如果上帝“成为笑柄”，信仰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寺庙在人们心中仍然神圣。”。在席勒看来,是艺术拯救了信仰的尊严,并“把它保存在有意义的石料中”;从而“真理在虚构中永生”1。也许,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命题:“世界的意义注定在世界之外”2。 近年的美国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里也有这样一位将文化与宗教“互释”的主人公——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兰登。他同样相信“真正了解信仰的人,都晓得那……只是隐喻”,然而“宗教上的寓言已经成为现实的一部分”3。因此他认为“在根本没有意义的状况下硬找出隐藏的意义”,必然是“宗教符号学家”的“职业风险之一”3。 不过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神话转变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不能离开宗教仪式和宗教话语之生产者群体的自我建构的历史”4。也就是说,由谁来解释“隐藏的意义”,如何解释“隐藏的意义”,实际上都是解释者的“自我建构”。而当某种“自我建构”的符号、隐喻、象征和神话系统已经进入历史的时候,其中“硬找出来”的“隐藏的意义”也就“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对布尔迪厄而言,这种“宗教劳动的分工……使平信徒参与象征生产的手段被剥夺”4;《达·芬奇密码》所孜孜以求的,则是能否还原一种男权社会对“女神崇拜”之象征生产的“剥夺”,在基督教传统中揭示出另一套被遮蔽的意义。 毋庸讳言,后人的一切追索、重释、判断乃至颠覆,同样是“话语生产者的自我建构”,同样是希望当代叙述能像曾经有过的“宗教寓言”一般,最终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的阅读再次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剥夺”了象征生产的“既成现实”,已经决定了任何可能的理解和思考;另一方面,“被剥夺者”又未必没有“成为现实”的根据和机会。小说《达·芬奇密码》的故事框架及其在达·芬奇绘画作品中挖掘的符号线索,都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两种同样诱人的处境。 我们必须去读解,尽管我们很难摆脱另一种“职业风险”。因为这里还潜藏着达·芬奇留给我们的另一段谶语: 哦,大海的城邦,在那里我看见了你们的市民:女人和男人一样,手脚都被听不懂你们言语的人紧紧捆绑。你们只能借相互之间眼泪汪汪的申述、叹息和悲伤发泄自己的哀痛……因为捆绑你们的那些人不懂你们的言语,你们也不懂他们的言语。5 一、 对小说“实存”的塑造 《达·芬奇密码》也许可以让人联想到意大利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的两部文学作品:《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1980)和《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 1988)6。这三部小说都以基督教的历史和传说为背景,都涉及到不同于主流话语的、“被禁忌的知识”或者“被隐藏的秘密”,同时又都是作为畅销小说流行于世。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么可能首先在于两位作者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角度。艾柯是世界闻名的学者、意大利最古老的学府波罗尼亚大学的教授;他似乎特别希望自己的“学者小说”能够更多地带有通俗故事的味道,比如《玫瑰的名字》讲述14世纪修道院里的谋杀案,《傅科摆》描写20世纪“圣堂武士”(即“圣殿骑士团”)的暴力活动。他甚至为前者的主人公取名“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以便让人立刻想到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与艾柯的基本观念相应,他的小说总是围绕着“符号”与“诠释”的游戏,而并非要揭示什么真相。所以在回应人们对《玫瑰的名字》之种种揣测时,他会引用格特鲁德·斯泰恩(Gertrude Stein)的名句“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7;所以小说会在结尾处写道:“昔日的玫瑰存在于它的名字当中,我们有的只是这个名字。”8艾柯甚至会自嘲:“我竟然曾读到过我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我很高兴有人竟认为我有意这么旁征博引以显示我的博学。”9 丹·布朗则只有本科学历,写小说前是一位英语教师。他的《达·芬奇密码》刚好与艾柯的“通俗化”进路相反,刻意渲染的正是一种“学者味道”。也许为了“以正视听”,作者专门把一位“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罗伯·兰登安排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且出版商还特别说明:“作者的父亲是一位曾获得总统荣誉奖的数学教授,母亲是一名职业宗教音乐家,妻子是艺术历史学家和画家。”如果艾柯的故事只是作为“语言”或者“名字”而存在,丹·布朗却显然专注于“实存”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宣称:“要是有人请他……写一篇非小说类的东西,他不会就……《达·芬奇密码》做任何改动。”10 讲述一个通俗故事显然并不是艾柯的擅长,乃至无论是《玫瑰的名字》之威廉还是《傅科摆》之卡素朋,总是让貌似“断案”的过程充满种种“诠释”或者对“诠释已经‘过度’”的诠释。作者关于符号学、艺术史、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