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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鹏《战区车战》看中国古代商用车 《车战》是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的第一部密封文件。出版于23年前。当我写的《中国古代的甲胄》一文连载于《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和第2期后,当时在《文物》月刊编辑部的沈玉成兄就督促我写关于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的札记,供《文物丛谈》栏目之用。同时杜在忠执笔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已送交《文物》,为促使该简报得以早日刊出,我同意配合西庵西周车马坑资料先写有关战车的札记。在《战车与车战》发表后,又在沈兄督促下连续写了四篇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除札记之四外,其余三篇也先后发表于《文物》月刊。后来这些札记都与《中国古代的甲胄》等论文集结成《中国古兵器论丛》。自《战车与车战》一论(以下文中简称“一论”)刊出至今,随着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古代战车和车战兵器装备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从而加深人们对中国古代战车和车战的研究,补充过去认识的不足之处,也可以改正过去的一些失误,故此作《战车与车战二论》。值此短文刊出之际,忆起原督促我写一论的沈玉成兄已仙逝数年,痛失良友,总觉怅然,书此为念。 一 中国古代骑马的发现 据至今已获得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以马拖驾的木车实物的遗迹,都发现于商代晚期,绝大多数出土于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安阳殷墟,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和陕西西安老牛坡等地近年也有发现。商代晚期以前曾否使用马车?尚待今后在考古调查发掘中继续探寻。曾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角城墙内侧的道路上,发现过车辙印痕,那确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古代用车的最早遗迹,应引起重视。发现的车辙印与城墙并行,轨距约为120厘米,辙沟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20厘米左右。在车辙之间和两侧附近路土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发掘者认为有可能是驾车的牲畜踩踏所致,但不知留下踩痕的牲畜为何物。目前仅有辙痕尚难表明车子的拖驾方式,轨距也比商代晚期马车窄小。所以,这一发现虽明证当时已使用装轮的车子,但尚难定为马车,更不宜说明当时已使用马车作战。因此,关于中国古代马车的发明始于何时?尚是今后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与上述课题相关的另一课题,是中国古代马车的来源问题,已有论述依据中国古代马车及西亚古代以牲畜拖驾的车对牲畜的系驾法有所不同,雄辩地表明中国古代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方式“在古代世界上独树一帜,显示出我国早期的驾车技术无疑是我国自己的一项发明创造”。但也有的论述从中国古代马车与西亚马车形貌的近似,认为西亚的车子由早期游牧部族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并经由西亚至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蒙古草原最后进入华北平原,从而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这可能是商代晚期马车“突然出现”之原因。我们期待今后的田野考古新发现会使人惊喜,令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于何时得到切实的答案,那时也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古代懂得用马车作战源于何时。 谈到中国古代车战起源问题,目前的一些军事史著作中,通常都引用古代文献叙述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败夏桀于鸣条之役使用了战车兵。但前者是引用《尚书·夏书·甘誓》,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也引用《甘誓》,中有“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等句,“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又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论者据此认为夏启时已用兵车作战。但对《尚书·夏书》诸篇,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为都不是夏代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或更迟的作品,《甘誓》因已见于战国前期墨子的著作中,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已存在,但它是否确系夏后启的誓师辞,人们还有争论。而且解释左、右即车左、车右,也是后世汉儒以春秋车战为据的解释。后者汤于鸣条之役用“良车七十乘”见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记述,而较早的《墨子》中仅记“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但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时并不取此说,为何?值得进一步思考。综上所述,夏与商初军队中是否有成建制的战车部队,实无确证,在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败夏桀于鸣条之役是否使用了战车兵,也待今后继续探研。目前我们尚仅能依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从商代晚期开始探研中国古代战车与车战问题。 据已发表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据以进行分析的商代木质马车,主要是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土。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马车的发掘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以本世纪50年代分界,在其以前虽已发现马车遗迹,但因受到当时田野工作水平的限制,没有能将木车遗迹剔剥清楚,因此在本世纪30年代于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发现的车马坑,都没有能将全车剔剥出来,较成功的也只保留有部分辕、轴、衡的痕迹,以及人骨和马骨,而缺乏有关轮、舆遗存的资料。其中小屯C区M2017的车辕长265、轴长290、衡长170厘米,又M40的车辕长255、轴长290、衡长210、轨距225厘米,其余M45、202、204等车不详。但是在坑中随车下葬的各类器物,都保存了下来,前在一论中就曾据河南安阳小屯M20车马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