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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边疆与边疆意识的演变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长城与边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对长城的研究, 往往在“内亚” (Inner Asia) 视野之下, 将长城视为分隔中国内地与边疆的象征。中国学者则更为倾向于长城只是一种军事体系, 而非固定边界。如唐晓峰对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的长城》 (苏联《历史问题》1971年1月号) 中所持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的稳定北方边界的观点提出批评, 认为中国长城的修筑完全是出于军事斗争需要, 位置不断变化, 行政机构设置也不受长城约束, 长城也未阻碍内外商业交流。曹大为指出长城是宏观上巩固边防、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拱卫中原的战略防线, 并非就是位列最前沿的边境线, 更非国界线。事实上, 长城分为边墙、墩台等多种设施, 其定位与作用难以一概而论, 对于其是否为边界应具体分析。本文通过考察明代长城不同设施与边界、边疆之间的不同关系, 对长城与边界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 并揭示明代不同于现代的边界意识或前近代特征。 一、 宣府镇的表征 洪武时期明朝在蒙古帝国世界秩序瓦解的时代背景下, 并未借助汉地率先完成内部整合的历史机遇, 利用蒙古帝国所创造的世界秩序空间, 首次实现汉民族对亚欧社会的疆域拓展与一体整合, 而仍然局限于汉民族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 不仅未能继承蒙古帝国规模, 甚至相对于传统汉族政权的中华亚洲秩序, 也呈现出从西北边疆撤退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 当时明朝势力十分强大, 控制了瀚海以南的所有地区, 声势直达漠北, 并影响到东北森林地带, 因此在北部边疆并无明确固定的边界, 而只有流动、纵深的边疆。因此徐达在山海关所修墙体, 自然远非边界。景泰年间, “提督山海等关右副都卫御史李宾奏:洪武初魏国公徐达守御永平山海等处, 筑御贼长城三十余里, 及喜峰等关口俱修筑坚完, 贼至不能进入” (P5530-5531)。这表明长城只是“内边”。嘉靖年间, 阁臣严嵩在回答世宗边墙起于何时之问询时, 认为太祖“乃命徐达起古北口至山海关, 增修关隘, 以为内边” (P7601-7602)。 朱棣出于赋予武力夺取政权合法性的需要, 虽有征服异域之军事宏图, 却无固定统治之政治意识, 明朝北疆防线甚至相对于洪武时期, 呈现了内缩趋势。不过朱棣既经“五征三犁”, 大体控制了蒙古高原的主导权, 因此也无明确的边界意识。永乐时期在宣府镇修筑墙体, 相应亦非边界。朱棣鉴于靖难之后明军野战能力下降, 强调利用燕山险要地形, 直接堵塞关口。在此基础上设戍卒数人或数十人, 便可达到“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效果。永乐四年 (1406) , 朱棣便已在关外确立了堵塞关口边防策略。书谕赵王高燧称:“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 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 亦未可知, 尔连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 令坚壁清野以待, 自黑峪车坊至鱼台岭隘口, 可塞者塞之, 不可塞则凿深壕, 以断其路。” (P764-765)永乐八年 (1410) , “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 仅通一人一马” (P1303)。永乐十二年 (1414) , “塞保安卫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 (P1798)。永乐十三年 (1415) , “塞居庸关以北潭峪、小峪、黑折涧、水峪台、鳌鱼岭、千石涧、南石阳等处山口, 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P1816)。“塞关外晏磨峪、大水峪、小水峪、大峪、长水峪、小姑将峪、大姑将峪、胜先峪、石涧、跳梢峪、水峪、白瀑、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阳、白石阳隘口一十六处, 以军士十人守之。” (P1882)永乐二十一年 (1423) , “守居庸关指挥袁讷奏徙白河屯军妻子居水宁卫, 新设八烟墩架炮官军徙于天寿山后守口, 而涩石岭、苖乡岭仍旧砌塞, 便于防寇。从之” (P2402)。 至永乐后期, 明朝已基本堵塞了燕山北缘, 从而形成了自然与人工相结合之线性山墙防御体系。而燕山以北、大马群山南部地势平坦之地, 即“独石迤西至野岭, 地势坦夷, 无险可据” (P445)的宣化盆地北缘, 因地处大青山、燕山之间, 无山体可以借助, 明朝遂采取修筑墙垣、挖掘壕沟方式, 以阻隔蒙骑。即在燕山以北构建了人工墙垣、壕沟相结合之线性防御体系。 由此, 永乐时期关外形成了关隘、屯堡、烟墩、山墙、墙壕相互结合的完整长城和防御体系, 是明朝长城防御体系最早形成之地。值得注意的是, 关外山墙、墙壕此时皆处于明朝外层防线之内, 因此, 时人尚不称之为“边墙”。 二、 有“共”即“家国”之初,有“家墙”或打围 这种没有边界只有边疆的局面在仁宣以后逐渐被打破与改变。这一时期, 明朝在财政压力之下, 逐渐实行收缩边疆政策, 其中尤以北部边疆最为明显, 原先处于明朝、蒙古中间地带, 并无明确统属关系, 却实际由明朝控制的地区, 开始由于明朝北疆防线的内徙, 蒙古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