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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管理和生态保护中草畜平衡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 草业平衡是《草原法》规定的我国牧场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湿地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自2002年正式实施以来,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以载畜量的调控为核心的草原管理制度,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的牲畜超载率达31.2%;作为一项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全国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这种局面要求对该制度在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为什么草畜平衡制度不能达到草场的可持续利用———“草畜平衡”的目的? 目前,学界对草畜平衡制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技术层面,关于载畜量的计算问题。初级生产力的空间异质性及年际波动性,使得产草量难以准确测定;同时,草地的合理利用率还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自然因素以及不同牲畜对于饲草的差异化的需求影响,所以合理载畜量的确定较为困难。此外,考虑到人工种植和外界购入的饲草料在畜牧业经营中重要性的增加,如何计算这部分饲草料将直接影响到该制度的经济和生态效果。在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产草量的年际波动和使用什么时候的牲畜数量来计算实际载畜量仍然存在争议。 (2)社会层面,实施草畜平衡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尽管从长期看,草畜平衡与牧民生计之间不存在矛盾,但在现实中,推行草畜平衡制度在短期内会对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赛希雅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牧民对该制度反映的问题中最多的是造成牧民收入下降,并指出牧民需要一定规模的牲畜数量来维持生活。草原产草量随气候等条件变化每年发生变化,而牧民对饲养规模的调整受到市场或家畜来源的限制,难以根据产草量的变化及时调整到位。对灾年的模型模拟证实:由于市场的限制,牧民在灾年不能及时调整牲畜数量,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必然使牧民的情况更加恶化。 (3)制度的监督执行问题。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监督执行该政策受到了普遍的怀疑。草畜平衡的执行必须落实到牧户的尺度,但由于草场资源的异质性和波动性,通过现有手段在牧户尺度准确测量产草量几乎不可能。此外,牧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生计需求也质疑政府制订的载畜量标准的合理性。因此,根据这样一个本身就有争议的标准来惩罚牧民有失公平。这些因素都使得牧民难以接受草畜平衡制度,从而影响到其执行效果。 (4)生态学理论基础。有学者对草畜平衡制度的生态学基础———生态平衡理论在干旱半干旱草场上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强调了干旱半干旱草场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的性质,并在该理论框架下对承载力的概念和承载力管理的有效性进行了反思。 以上学者的研究触及了当前的草畜平衡制度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但未能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系统的阐述。本文将从草畜平衡制度的基本假设出发,对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 一、 对正行政气动合理载前的刑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情况。内蒙古的草原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草原之一,该地区经常作为草场管理政策的试点,其经验经常被推广到全国的牧区。因此,研究这个地区的“草畜平衡”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草畜平衡制度的实施中,各地草监部门通过监测评估草地的产草量,再根据利用率折算成可利用的饲草量,然后根据牲畜日食量折算成合理载畜量,通过对牧民的监督和惩罚来促使牧民以限期出栏的方式达到所确定的合理载畜量,以此避免过牧的发生,从而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草畜平衡制度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两条基本假设:(1)准确核定草场的载畜量是可能的,并且只要将载畜量保持在承载力范围以内,就可以实现草场的可持续利用。(2)通过政府的监督和制裁机制,可以有效地调节牧民行为,使牧民按照政府核定的合理载畜量来饲养牲畜。这两条基本假设,前者涉及政府对草原生态过程的认识,后者涉及政府对牧民行为的认知。同时也联系到该制度运作的两个基本环节———核定合理载畜量,执行合理载畜量。本文将分别从生态学理论基础和牧民行为两方面,来验证这两条假设的合理性。在生态方面,通过对草畜平衡思想的生态学基础,以及新草场生态学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干旱半干旱地区进行固定承载力管理的适宜性进行分析。在牧民行为方面,本文基于2007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克什克腾旗等地的实地调查数据和案例来进行分析。在实地调查中,在以上旗县随机选择了137户牧民进行深度访谈,并在克什克腾旗的2个村庄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二、 结果 (一) 两个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关系 “草畜平衡制度”的管理方式是通过计算承载力以控制放牧率,使草场的利用强度不超过草场的承载力,从而避免过度利用。这种方式是依据平衡理论管理草场的主要手段,其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是克莱门茨的演替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系统都存在一个承载力,该承载力是由一系列能够决定该系统初级生产力的生物物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