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异与离坚白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docxVIP

合同异与离坚白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 先秦著名学者是指春秋时期专门研究名实的学者。他们主要代表邓杰、惠施和龚龙，包括许多“批评家”。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他们为“名人”，汉代历史学家景文志也称他们为“名人之流”。 在先秦,名家由于常常提出一些与常识相违的命题,而曾受到儒家、道家、阴阳家以及墨家的批评。尤其是庄子和荀子,对名家思想更是视为仇敌、大加斥责。《庄子·天下篇》说:“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荀子·解蔽篇》则指责邓析和惠施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吕氏春秋》也谴责邓析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的诡辩。总之,在《庄子》、《荀子》和《吕氏春秋》等著作中,邓析、惠施、公孙龙和其它辩者都不过是一批玩弄名词概念的诡辩家。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主导和统治的地位,这些对名家学派的指责也就作为一种传统的观点被继承下来了。 1932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提出:“其实辩者之中,应当分为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庄子·天下篇》举‘天下之辩者’之辩二十一事,其中有就惠施之观点立论者,有就公孙龙之观点立论者。”书中并“将此二十一事分为二组?一名为‘合同异’组。一名为‘离坚白’组”。自此以后,有关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著作,几乎都沿袭了这一划分,即把先秦名家笼统地划分为惠施的“合同异”派和公孙龙的“离坚白”派。 那么所谓的“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别呢?历来对“合同异”和“离坚白”的解释虽然也有小的差异,其中较有影响和比较明确的解释就是认为:“所谓‘合’的观点,即见共相而不见个体,将事物的差别完全抹煞,而不知各个事物的质本有其相对安定性,遂陷于相对主义的唯心论。所谓“离”的观点,即以共相可离个体而独有,先个体而存在,将质的安定性绝对化,见差别而不见统一,知静止而不见运动,遂陷于绝对主义的唯心论。”(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并进而推断“惠施学说的特点是讲‘合同异’,公孙龙学说的特点是讲‘离坚白’。惠施注重事物的性质的‘同’的这一方面,公孙龙注重词和概念的‘异’的这一方面。他们……都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总之,惠施的“合同异”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相对主义的诡辩学说,而公孙龙的“离坚白”就只能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诡辩理论了。无怪乎有人明确指责惠施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唯心思想”,公孙龙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唯心思想”(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至于邓析,因为史料亡佚,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的书中没有专门论及,但从荀子起一直是把邓析和惠施并提为“是非无度”的相对主义者的。大家也一直认为惠施的所谓“合同异”思想正是和邓析的“两可之说”一脉相承的。因此,既然整个名家都被归入了这两个诡辩学派,邓析自然也就成了“合同异”派的祖师爷了。 应当肯定,在现存的有关惠施、公孙龙和“辩者”的史料中,“坚白”“同异”问题确实是先秦名家的重要论题。公孙龙专门有《坚白论》一文,具体论述了他的“离坚白”思想。惠施也明确提出了“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一同异命题。不过,“坚白”、“同异”问题并不只是惠施、公孙龙的论题,而是整个先秦名辩思想中的重要课题,像后期墨家、邹衍、田巴等也都取“坚白同异”之辩。尤其不能认为惠施是只讲“同异”,公孙龙是只讲“坚白”的,实际上惠施也讨论“坚白”问题,公孙龙也讨论“同异”问题。惠施是“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论》),“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王书·齐俗训》)因此我们认为,把“坚白、同异”之辩单纯看作是先秦名家的论题,进而把惠施说成是只论同异的“合同异”派,把公孙龙说成是只论坚白的“离坚白”派,都是缺乏根据的,这种对先秦名家的传统看法和传统划分是很需要重新商榷的。 一、 惠施自然观自然观的相对性及其历史地位 认为惠施是只讲“同”不讲“异”的“合同异”者,主要就是根据于对惠施“历物十事”的分析。《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的“历物十事”曰: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应当承认,“历物十事”只是惠施思想的一个大纲,由于字义过于简略,我们今天却实很难对其中的全部命题作出最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但是,我们从《庄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