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三个视角.docxVIP

刘师培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三个视角 刘世培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难以摆脱的人物。他于36岁去世。在他的短期内，他写了74篇文章，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经典与历史、文学史与语言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刘氏后期的政治失足，为士林所不齿，其学术成就渐湮没不彰，以致于很少被人提及，这是不应该的。刘氏论学论政涉及方面极广，限于笔者的学识与篇幅，本文拟集中探讨刘氏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论学观。 刘师培出身于清贫的经学世家，自幼饱读经书，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少年得志，年不到二十，就得到了刘家三代人为之奋斗而没有得到的“举人”。所以刘家在刘师培身上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为家族兴盛带来一线生机 (1) 。为此他热衷于功名追求，不甘于过着皓首穷经的寂寞生活。刘师培论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个人的名利追求，因此他论学缺乏牢固的信念支撑，显得多变而复杂。从纵向时段来划分，钱玄同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1钱玄同对刘氏论学的阶段性划分大致不错，但是若说刘氏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这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从横向层次剖析，如果把论学特点视为具有一般治学倾向或者论学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刘氏论学特点至少可以从“中西观”、“汉宋观”、“学术观”三方面加以阐述。 一、 西学是汉代学术的发挥 刘师培虽承家学，素有深厚的旧学根柢，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相反的对西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对于刘氏具体何时开始接触西学，无从考证，但是关于刘氏论学广涉西学这一事实，是有案可寻的。1903年春，刘氏赴开封参加科举会试，结果名落孙山。会试归途滞留上海，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思想巨变，遂主革命，好奇、尚新的刘氏才开始广泛地接触西学。 西学著作的广泛研读，开阔了刘师培的学术视野，这是他前期论学饱满创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像近代许多学者一样，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学的“进化论”了。刘氏对严译《天演论》极为谙熟，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公认为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新型历史教科书。进化论的传播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思想界颇具影响的“古学复兴”运动。进化论的观念告诉人们，中国之所以落后，正是由于过去历史所造成的，因此解决中国现实危机，必须从过去寻找答案，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以西学的进化论、民约论等思想作为参照系，以发现“中学”中具有西学意义的“国粹”。刘氏在比较中西历史中发现，“嗟乎！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2，既然欧民和日本的强盛是由于“古学复兴”或“尊王攘夷”，那么中国也可以藉西学以发明古学，“思想日新，民智日沦，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藉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则20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3 所谓“古学”，在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人士看来，主要是指先秦诸子之学。秦汉以后君主专制窒息了学术的发展，“凡专制之时代，不独政界无自由之权也，即学界亦无自由之权”4，只有先秦诸子之学才是没有受到专制污染的纯正“古学”。为了发明古学中的“新理” (6) ，刘氏著有《周末学术史序》。在《序》中我们可以发现刘氏“藉西学以证明中学”，从而达到发明古学的意图。在《序》中，他从西学学科角度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并认为产生这些弊端恰恰是由于先秦诸子学术不彰的缘故。就伦理学而言，先秦诸子论伦理学各有长短，后世应该扬长避短，可是，“汉魏以降，学者侈言伦理，奉孔、孟为依归，斥诸家为曲说，致诸子学术湮没不彰，亦可慨矣”(7)；就社会学而言，在刘氏看来，先秦《易》、《春秋》、道家、阴阳家均有诠明社会学之思想，可是，“后世此学失传，惟史学家言侈陈往迹，历溯古初，稍近斯学”，但是对于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征之史册，缺焉未闻”5。不独有偶，在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等方面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因此刘氏才要使先秦诸学之学中的精华得到阐扬。刘氏诠明先秦学术“新理”有赖于西学，是以西学作为评判学术优劣得失的依据的。近代西方逻辑学有归纳与演绎之分，刘氏认为荀子所谓的“大共”，即是归纳，而演绎即是荀子所谓的“大别”(9)；法家管子以利民为先，以正德为本，在于利用厚生，他认为这“与皙种所行之政，大约相符”6。这种中西学术比较存在的可能性，刘氏早年认为是由于中国“人种西来”，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都同出于西亚。后来他不信奉西来说了，也没有继续探寻新的依据。 出于当时排满革命的政治需要，刘师培将西学的民族、民主思想与传统的“尊王攘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