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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款识与历史标识 1 陶瓷款识的含义 风格也被称为碑文，最初指的是古代钟鼎河乐器中的文字。《汉书·效祀志》中说:“鼎细小,又有款识。”张士南在《游宦记闻》中解释:“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凸出者。”后引申为瓷器等文物上的题铭文字。凡以文字或符号为表现形式且附着在陶瓷器上的特殊装饰均称为款识。 陶瓷款识历经几千年的演变,直至民国时期,其样式已发展到了极致。从内容上看,陶瓷款识大致可归结为年号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语款、供养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款等几大类。 陶瓷款识虽是陶瓷器上的附属物,但由于它是古陶瓷鉴定中的重要依据,故历来为陶瓷鉴定家所重视。通过比较各时代陶瓷器上的款识内容、格式、字体、书法、工艺等方面的特征,再结合胎、釉、彩等其他特征,即可对一件器物进行鉴定;从中还能感悟到不断嬗变的历史脉搏,升华鉴赏和收藏的审美层次。 2 中心出土的双系盘口杯 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制作出了陶器,而成熟的瓷器到汉代才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已出现原始的款识;但瓷器上最早的款识,根据考古发现,是浙江省鄞县出土的一件东汉青瓷双系盘口壶,底足刻有隶书“王尊”二字。自东汉直到唐代,陶瓷款识极少,到宋元时期仍很少见。进入明代之后,陶瓷款识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生出丰富多彩的款识。 2.1 明代中国的陶人款。明代中国 又称人名款,是指在陶瓷器上所署的陶工、作坊主、收藏者、督陶官等的姓氏或姓名。这早在商、周,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此后历代屡见不鲜。例如三国吴青瓷虎子上的“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唐长沙窑瓷器上的“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磁州窑瓷枕上的“张家造”、宋耀州窑青瓷上的“赵家”、宋临汝窑青瓷上的“吴”、明嘉靖景德镇瓷器上的“陈守钊造”、清乾隆景德镇瓷器上的“蜗寄唐英制”等。明以前的陶人款多为刻划或模印,亦有少量彩书,德化窑、宜兴窑等陶瓷器上的陶人款则多为模印或刻划。陶人款是研究古代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珍贵资料。图1即为陶人款。 2.2 明代县官所作的浚清鉴定款 标明陶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在古代陶瓷款识中占有较大比例。一般来说,纪年款可分为三种。一是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又称朝代款。如北宋“端拱二年”、明代“大明宣德年制”、清代“大清康熙年制”等。二是干支款,即用60年周而复始的天干配地支来标明器物具体年代的款识。这种款识多附在帝王年号之后,始见于明代弘治时期。如“正德丁卯八月吉日钦差膳照太监发心成造”、“万历丁丑年造”等;也有直接用干支纪年的,如弘治时的“壬子年造”、康熙时的“又辛丑年制”等。三是特殊年款,指只写某朝而不写具体年号的款识,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图2即为纪年款。 秦、汉至元代,纪年款日趋多见。落款方式以刻、划为主。另有彩书、墨书和模印。早期纪年款的特征是:文字内容不统一,落款位置不固定,款式无定制,一种纪年款往往只用于某一件器物,不见批量落款。 元、明、清时期,釉下青花书写纪年款所占比重最大,另有刻划款、模印款及釉上彩书写款等。字体以楷书最为多见,另有篆书、行草等。款字排列方式多为自上而下竖写或自右向左横排;多加边饰,常见的有双线圆圈、双装方框、单线圆圈、单线方框等,也有无边栏的;款字多书于器物外底中心,也有书于内底心、口沿下以及肩、腹、耳、柄、颈、足内沿等处。 纪年款以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使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器,尤其是景德镇民窑器上也经常使用。民窑款字体多显得粗率,不及官窑款字体规整。有人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纪年款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大致年代或具体年代,所以是古陶瓷年代鉴定中最重要的依据。 2.3 室名款的使用 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书写于订烧瓷器上作为私家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室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堂名款、斋名款、斋堂款等。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殿名、楼名、阁名、室名、书房名、馆名等。如:慎德堂、拙存斋、彩云轩、养心殿、古香楼、文山阁、澹怀室、古香书屋、椒声馆等。其中以带“堂”字的室名款最为多见。 室名款于宋代已初露端倪,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更是大量流行,尤以康熙、乾隆、道光时使用最广。在陶瓷款识中,室名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室名款的使用与当时封建帝王的附庸风雅之风有密切关系。定烧者大部分是皇亲、贵族、高官豪绅、文人雅士或名工巧匠,也有一部分(例如带“官”或“殿”字的)是皇帝本人订制的,一般人不能随便使用,如嘉庆朝“懋勤殿”款印盒。懋勤殿位于故宫乾清官西庑,康熙皇帝曾在此读书,存放过碑帖,嘉庆时继续存放先帝遗物。此盒即为嘉庆时懋勤殿的专用物,至今盒里还有鲜红的印泥。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