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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性质和地位的再认识 1.《左传》，古代文学与争论中的一个。 西汉时今文学昌盛, 《左传》的地位不如《公羊传》。汉哀帝时刘歆要增立《左传》等古文经博士, 占据主流地位的今文博士们却认为《左传》不是《春秋》经的传记。为此, 刘歆专门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 驳斥今文博士“专己守残, 党同门, 嫉道真, 违明诏, 失圣意”, “保残守缺, 挟恐见破之私意, 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汉书·刘歆传》) 。“挟恐见破”, 也就是怕自己的章句学说被破坏, 影响政治利禄的获得。 东汉初期, 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光武帝诏群儒议论, 今、古文两家学者产生了激烈辩论, 今文家依旧唱着“《左氏》不祖孔子”的老调, 古文学者往复辩难, 《左氏春秋》终于立为学官。遗憾的是, 不久又废去了 (见《后汉书·范升列传》、《陈元列传》) 。到了章帝时, 贾逵与今文博士李育, 在“白虎观会议”上激烈辩论《左传》和《公羊传》经义的优劣。到了汉末, 今文学大师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书, 言《公羊传》义理弘深, 不可攻击;《谷梁》、《左传》义理短促, 所谓不可救药。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 逐条辩驳何休, 逻辑严谨。这就是何休“入室操矛”之叹的由来。此后, 《左传》学地位逐渐提高, 在《三传》中渐渐成为显学了。 清代中后期今古文之争又被提起, 而且, 也还是研究《公羊传》学者多发起, 如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宋翔凤等, 庄、刘等人在清代重新发挥《公羊》学华夷、褒贬之义, 有着当时的社会关怀。刘逢禄撰写《左氏春秋考证》从学理上探讨《左传》不是解释《春秋》经的, 宋翔凤《朴学斋文录》中有多篇文字反对《左传》, 认为不懂得《春秋》书法, 这些都激起了民国《左传》学者刘师培和章太炎等的辩驳。 二、刘师培对《左传》性质和地位的恢复 要解决《左传》作为《春秋》传的合理性, 必须要从两方面正本清源。一是要看《左传》自身的传授是不是“源远流长”, 二要在一定的解释规范和标准中和《公羊》、《谷梁》加以对比评判, 看三传解释经义的优劣。前者是历史梳理, 后者是经学阐释, 更为重要, 也极其复杂。刘师培的先祖刘文淇等人是通过和“周礼”挂钩凸显《左传》的礼制, 认为《左传》中寄托了圣人的褒贬, 因此《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特别强调礼制的考证。刘师培赓续家学, 认为《旧注疏证》详于礼而略于例, 对《左传》凡例和汉代《左传》学先师所立的条例缺少发掘。刘师培是要在根本上摧垮杜预的《春秋释例》, 以建立《左传》家学的完整体系。刘师培曾经踌躇满志地构想自己的《左传》研究说:“今观《左氏》一书, 其待后儒之讨论者, 约有三端:一日礼, 二日例, 三日事。”又称:“三书若成, 则《左氏》之学必可盛矣。”所谓例, 如上所述;所谓礼, 则包括典章制度、文字训诂;所谓事, 则是《左传》记载的历史。礼和例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刘师培认识到, 恢复《左传》学的历史地位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历史考据。 刘向《别录》述《左传》源流说:“左丘明授曾申, 申授吴起, 起授其子期, 期授楚人铎淑。铎淑作《抄撮》八卷, 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 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刘向是《左传》学先师, 他将汉代《左传》学推原至荀子, 也是为了取得《左传》的圣门合法地位。 刘师培为了说明《左传》的流传久远, 分别撰写了《春秋三传先后考》、《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史记述左传考自序》、《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章, 步步为营, 确立《左传》的历史地位。 刘师培认为西汉初大师研究《春秋》者都是三传兼习, 并不是执一传固步自封。《春秋》包含历史和义理, 是孔子近代史的教科书, 弟子在记载时各有侧重, 因而形成《三传》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不代表根本宗旨不同, 只是孔子教学时弟子各记所闻。其中, 左丘明担心孔门弟子的记载各安其意, 于是详尽记载了事实, 作为《春秋》的辅助。至于《公羊》、《谷梁》, 则是晚于《左传》的记述, 二传之中, 又属《公羊》最晚出。三传解释有同有异, 刘师培认为《公羊》、《谷梁》在后, 因此于《左传》有所采录, 是二传同于《左传》, 非《左传》同于二传。“盖《左传》之书, 《公》、《谷》二家均未睹, 其同于《左传》者, 则所据书同, 或略闻丘明之说也。”二《传》之文虽是晚出, 但可以和《左传》相互补充, 它们的差异恰好证明了传闻之异。“故周季汉初之儒, 凡治《春秋》, 均《三传》并治, 非惟荀卿之书可征也。卿传《左传》, 见刘向《别录》。观《致士篇》‘赏僭不滥’节, 全本《传》文;《礼论篇》‘天子之丧’节, 本于《左传》葬期说;《君子篇》‘天子无客礼’, 本于‘凡自周无出’;《王霸篇》‘公侯失礼则幽’, 本于‘诸侯相执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