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仪到天人之道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docxVIP

从礼仪到天人之道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一 董仲舒关于“天”与“德”的说 据该系统称，三代人是安全的。发生了灾难，它是什么？生活、衰老、残疾、愤怒和厌恶的感觉，习惯听他的名字，不考虑他的愤怒。伊欲风流而令行,邢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召,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恶文,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之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王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众所周知,西汉初60余年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逐步恢复,经文景之治,达到了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库殷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开始下诏征求治国方略,“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然”561。 从班固所撰《汉书》记载可以看到,汉武帝意识到文景之治的“无为之治”思想不适合社会发展,认为三王五帝之道存在于上古,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圣王逐渐远去,大道并没有消失,然而却日渐遗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调整天与人的关系并恢复圣王之道呢?董仲舒适时而出,在《天人三策》中第二策以春秋之文解释和应对汉武帝提到的“天命”与“情性”。董仲舒系统地提出天与人的紧密关系,人君失道,上天就会出怪异以警惧之;若还是不改,而伤败乃至。董仲舒肯定了天人之间存在一定“相互感应”的关系,随后指出“道者……仁义礼乐皆其具也562。”大道不随着圣王的消失而消失的原因就是礼乐教化之功劳。“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562。董仲舒在这里以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答了人与天道的相互关系。那么人能弘道,这个是怎么办到的呢?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春秋繁露·顺命》:“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于此,董仲舒反复强调提到“天”,是否可以把它归结为神学思想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以后朝代官方学说,董仲舒无疑可以视为开先河者,这段历史是不可否认。然而,儒学从先秦孔子开始,有没有神学思想或者倾向于神学思想的呢?“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董仲舒反复提出的“天”的概念,实际上也是倾向于祭祀的“天”“百神”“大君”,但并没有把“天”进行神化,也没有试图建立神秘主义宗教的企图。 董仲舒紧接着又提到关于“德”的问题,并解答汉武帝的疑问:“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562”《易传·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风必偃562。”《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董仲舒在此明确提出“德”是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中间环节,失掉了“德”,则会生邪气,乃至上下不和,灾异也就此产生,故作为人君来治理国家,则要实行“德政”。他认为:“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是以阴阳调和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而王道终矣563。” 从先秦到汉代,国君一直称为“天子”,天子代天而治理世间,国君的权利并不是不受任何制约,比如在固定的时间里要祭天;到了庄稼生长季节,如果出现旱情,天子则会代表黎民百姓向天求雨,这样,皇帝就有了另一个身份——国家的大祭司。“天人感应”“祥瑞说”等思想不时出现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等书中,这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祭祀这种礼仪作为一种形式,能否可以约束皇帝的个人欲望呢?即形式与实质是否可以相互制约? 不能否认,董仲舒在其思想体系中明确“国君”是整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的核心,“国君”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前途。《春秋繁露·奉本》:“海内之心,悬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其强调的这种核心地位并非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核心,他强调的是作为整个社会,国君是天的代言人,他要完成上天交给他的教化于民的重任,百姓安居乐业,天、国君、人民三者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关联反馈体系,国君失道,人民会求之于天且天会自动降灾异惩罚国君,如若国君一意孤行,上天则会授意人民中间优秀的人来取而代之。《春秋繁露·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