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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运气学说的气候学意义 幸福理论最初属于古代的“艺术数量”研究。《黄帝内经·素问》中, 详载“运气七篇大论”, 建立了以“干支”系统为核心的疾病预测体系。自西汉至明清《易纬》、《正统道藏》、《术藏》、《周髀算经》等著作, 皆对运气学说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运气学说”既包括对天干、地支特征, 干支之间生克、制害作用模式的探讨, 亦综合对“九星、九风、五虫”等较为复杂的星象、地理、生物因素的讨论, 继而形成了一套极为完整的“疾病常变”预测体系。运气学说对历代医学家临证思维和用药取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熔旧传家的病机,丰富了预测学的内容 运气学说, 系统总结了流年的气候变化特点, 认为四时气候的变化虽有其常, 又存常变。其气候之常态, 通过天干之五运, 地支之六气, 即可推而知之;而气候之常变, 虽非推断可得, 但亦有征候, 有象可依。唐代王冰曾著《玄珠谜语》、《太史天元玉册》等书, 并纳入先秦“术数”学 (六壬、奇门遁甲) , 亦结合唐代天文、气象学之新观点, 极大地丰富了气象疾病预测学的内容。运气学说使后世医家的认识突破了“六十甲子”的范畴。 自唐之后对气象医学的认识, 实际以宋、金、元最为突出。自金元起, 医学界即出现百家争鸣、兼收并蓄之象。北宋多擅用温热、温燥;金初“河间一派”力主寒凉, 而易水学派注重温补及培补虚劳之法。丹溪后承守真之徒罗太无, 虽承耳传心授之学, 但颇通运气要旨, 而出滋阴之论。运气学说, 自金元起, 即为医学理论重要的指导方针。 2 经典、创新、用时域 金代医家张元素认为, 医学理论的创新应顺环境之变而出, 提倡“古方今病不相能”。为金元之后, 医家精神命脉之所寄, 皆深研运气之变, 审时度势, 精于通辨。既遵循经典, 亦勇于创新。北宋易学家绍康杰曾于《皇极世经书》言:“宇宙以元、运、会、世为周期”, 故“六十甲子”之争, 非气候、疾病之决定性因素。张介宾在《类经图翼·元运会世总数》亦指出“元运会世”即为天地气运之道, 万物变更概乎此。故运气学说的运用, 实际受诸多理论影响。而金元之后, 多数医家皆秉承此论点, 通过判断当时较长时期气候、环境的总特征, 从而对陈旧理论加以变通、改造。此即为“医学中兴”的另一推动力。 3 从“温补学派”上看社会期 自公元1000年前后 (即北宋时期) 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严寒期, 国内出现大量冻土, 亚热带植物生长区域普遍南移。显示当时的严寒之象, 颇为严峻。面对长久的寒灾, 北宋“惠民局”、“和剂局”开始规定当时的用药规范, 用药多偏燥、偏温热, 此皆为顺应时气之策。 真正意义的温补学派, 始于明代, 当时的明代正处于第四个寒冰期, 而此次寒冰期不具较大破坏性, 较上述相对缓和但“寒冷期偏长, 寒势不剧烈”, 无严重的疫病及大规模的寒潮、冻害。因此, 阳气耗伤、虚劳、虚损即成为了主要病机。温补学派的产生, 除了秉承金代易水之脾肾学说外,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要求, 而非单纯是“命门学说”影响下的产物。 4 符、岁会、或太乙天符 金代刘完素创立“寒凉学派”, 力主寒凉之法。但是, 按竺可桢教授的理论推断, 刘完素正生活于第三个间冰期末尾, 这与其理论倡导有所悖。但实际上, 单纯地研究“时间”因素对金代医学的影响并不完整。王冰在《玄珠秘语》曾揭示瘟疫的爆发, 除“天符、岁会、或太乙天符”之年, 亦集中在复气偏盛、五气郁极或刚柔失守之时。这点体现在寒凉学派的产生便是“寒气至而使火气怫郁, 至火热郁极之时, 火之本气便报复性反弹, 出现骤热, 酿成瘟疫”。此即阐明, 温疫、热疫发生的主要机制为寒邪伏化, 严寒之年常潜藏瘟疫之祸根, 且金元处于气候交变期, 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 故疫病偏多。 此外, 清代医家陆九芝在《世补斋医书·文十六卷·六气大司天》曾设“大司天”一论, 其将六十年设为六气中的一大运 (秉承“会元世运”思想) , 此大运的司天之气对同一周期内的气候均有调控作用。陆九芝在书中提到刘河间生活于第64个与第65个大运之间。适时少阴君火大司天, 厥阴风木在泉, 主运为相火, 司天之气为君火, 亦有风木助燃。火风行令、木火通明, 为三合火局, 故热毒与瘟疫等疾病必然偏多。 5 气气阴虚之方 易水学派的代表医家李东垣在临证时擅用甘温、精于温补, 同时也提倡寒温并举, 重视寒凉药物的运用。东垣21岁之时正处于君火大司天之际, 故其主张“清、解、消、导”而为活人之术。而之后, 运气变更, 急转为寒湿之运, 民病多虚寒、痿厥、大气不举、泄泻、脘痞。故李东垣在《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中倡导和中、温补、升发之法。 6 温病学之基础:热象集中而明显 寒凉学派至清代, 衍生为温病学派, 并成为当时医学流派主流。但是, 明末清初正处于第四个寒冷期之末。若单纯从气候特征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