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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意识内在性的困境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变革是科学地解释实践，并将其作为自己所有理论的基础。150多年以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它指导着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自身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为什么只有奠基在实践之上才能变革传统哲学?才能使理论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要说清楚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实践的本质特征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笔者认为, 这不仅因为实践是直接地变革现实的物质改造活动, 而且因为实践充分体现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正是基于实践的这种开放性特征, 才使得马克思哲学有着独特的威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从我思到实践场 克罗纳认为, 困扰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主体如何能够走出他的内在世界而进入到外在的客体中去。 (转引自朱葆伟) 我国学者吴晓明也认为, 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核心是“意识的内在性”;他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任务就在于“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吴晓明, 2005年) 本文认为吴晓明的看法是深刻的, 因为它抓住了近代形而上学局限性的实质, 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方向。 那么, 马克思是怎样“走出”意识的内在性的?要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困境。近代形而上学始于笛卡尔, 他通过怀疑的方法找到了“我思”。“我思”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自己就能实现自我确证, 但是它不能做到对自我的思维之外的一切东西是否存在达到确证, 从而对自我思维之外的一切东西只能保持怀疑。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一个后果, 即“我思”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孤立领域。这个封闭的孤立的“我思”就是一个“意识内在性”领域。由于这个意识内在性领域是自我封闭的, 所以它无法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显然, 这个以我思为基础的哲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以认识外部世界为己任的科学认识活动。笛卡尔哲学的初始意图是要为科学奠基, 而这种哲学理论与他的初始意图之间是相矛盾的。 海德格尔看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要人们从我思 (Ego cogito) 出发, 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 (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之基本建制) , 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 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 (海德格尔, 2001年)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这一矛盾被表述为:“这个进行的认识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一个对象才能使主体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 如何获得‘超越’?” (海德格尔, 1999年, 第71页) 因而, 就像吴晓明指出的,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正是以在“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统摄下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范式来代替建立在意识优先性基础上的近代主体哲学的抽象关系范式, 从而解决了这一逻辑困境。 (吴晓明, 2006年) 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理解为一个“实践场域”:在“实践场域”中, 人可以让工具按照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与外部事物发生作用, 从而就可以扬弃外部事物的“自在性”和“外在性”。 (阎孟伟) 还有作者指出, 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 这一转变体现在从意识内在性的哲学立场到物质生产劳动的哲学立场的转变。 (王国坛) 这些认识都是很有见地的。从本文的视角看, 也可以说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马克思视野中的实践活动的开放性特征。 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感性活动。这种感性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 是运用物质性工具来具体作用于外部对象, 从而直接地变革现实、改造世界;它既区别于“直观唯物主义”的单纯直观活动, 又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性活动, 从而完成了单纯的直观活动和抽象的理性活动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8页) 。改变世界的哲学必须把自己的理论奠基于实践之上。 实践是能动的、创造的, 它实际地改变外在物的存在形式, 使之适合于人的目的和需要;它使旧事物消亡和新事物出现,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这种“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是实践的本质所在, 也是辩证法的否定性即批判精神的真正基础。马克思非常重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他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把否定性看成是实践本身的辩证法、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基于实践的这种否定性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