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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民案调解成功率之实证研究 一、 乡镇市调解民事纠纷的现状 台湾的市政当局调解也称为市政当局调解，是指由市政当局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根据一定范围内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双方都达成了协议，并依法制定了一定效力的制度。按照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条例》, 调解委员会可以办理的调解事项包括民事事件和告诉乃论的刑事事件。 台湾地区于1955年1 月 22 日公布并实施了首部《乡镇调解条例》, 其后又历经九次修改,11994年改称为乡镇市调解, 现行“法”修改于2007年6月14日。人们通常对该制度运作五十多年来的效果进行积极的评价, 认为它对排解民间纠纷, 疏减诉讼案件, 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和团结贡献良多。2然而, 笔者通过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实践进行梳理, 却发现了这一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有衰落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乡镇市调解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自2003年起从总量上开始超越民事案件。而民事案件数量自1999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走低, 2004年经历最低谷后虽有缓慢回升, 但上升幅度不大, 且与刑事案件总量的差距逐年拉大。观察1991—2006年台湾乡镇市调解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数量之比较图, 刑事案件呈持续增长态势, 而民事案件在经历了高峰和低谷的动荡后则进入了小幅增长的稳定期, 但从最近年度的刑、民案件之比较来看, 呈现的乃是刑案扩张和民案萎缩的样态 (见图1) 。 另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处”通报, 2006年地方办理调解业务结案111840件, 较2005年增加3389件或3.12%;与上年比较, 主要是因刑事调解案件增加了3993件或增6.93%, 而民事事件则减少了604件或减1.19%。按调解业务类别分:民事事件调解结案50210件, 占总结案件数44.89%;其案具体类别以债权、债务26014件占51.81%为最多, 物权5865件占11.68%而居次。刑事事件调解结案61630件, 占总结案件数55.11%;其案具体类别以伤害50197件占81.45%为最多, 毁弃损坏5078件占8.24%而居次。按调解成立类别分:调解成立85799件, 调解不成立26041件, 调解成立比率为76.72%, 较2005年降低0.84个百分点;民事事件调解成立35309件, 调解不成立14901件, 调解成立比率为70.32%, 较2005年降低0.31个百分点;刑事事件共调解成立50490件, 调解不成立者11140件, 调解成立比率为81.92%, 较2005年降低1.73个百分点 (见表1) 。 可见, 乡镇市之民案调解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调解成功率上, 与刑案调解相比都呈显萎缩迹象。然而, 从调解的合意本质以及当事人自治的特征来看, 调解本应以民事案件为主要解纷对象, 刑事案件因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国家司法权的制约, 仅在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内或者在国家司法权容忍的范围内, 才有调解的可能。因此, 乡镇市调解中反映出的民案萎缩刑案扩张的走势, 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常规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的双重视角, 探索民案调解萎缩背后的动因, 以寻求其普适性规律。 二、 调解成立的原因 受害人张先生及妻子蔡女士因车祸纠纷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要求肇事者刘先生赔偿损失新台币22万元。调解会议由两位调解委员主持, 申请人一方有张先生、蔡女士和代理人鲁先生出席, 对方有刘先生和朋友李先生两人出席。本案中, 张先生和蔡女士受伤都不严重, 性质属民事案件。对于申请人提出的22万元赔偿请求, 对方认为高得离谱, 其向申请人质疑:“开出这些费用的证据是什么?造成的误工损失为什么都由我来承担?法律上有没有依据?”同时刘先生提出, 自己已经为申请人负担了修理摩托车的费用7600元, 自己的经济能力实在有限, 能够承受的最高限是2万元, 再多了实在拿不出来。申请人一方有单据证明的医疗费共计36784元, 其余请求没有证据。调解委员向双方当事人提出建议, 双方的医疗费用各自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赔付, 然后对方向申请人赔偿6万元, 鉴于对方的经济状况, 征求申请人的意见, 是否同意分期付款。申请人基本不作表示, 而代理人鲁先生坚决不同意分期付款, 怕以后拿不到钱。对方的朋友李先生见状说:“既然对方态度强硬, 谈不成走法院也无所谓。”鲁先生听后恼怒, 卷起桌上的材料, 带领两位申请人离席而去。调解以不成立而告终。3 此案调解不成立的原因:一是本案属民事案件, 对方不必担心会遭刑事追究;二是对方的经济能力有限;三是申请人要价太高, 且多数没有证据;四是代理人在调解中起了主导作用, 且代理人的言行只在谋取本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从双方当事人共同的立场上进行考虑, 使调解气氛中的对抗大于协商, 最终导致协商破裂。 案例2 甲与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