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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改革以制宪为中心 清末新政末期，效仿宪政，以挽救政府危机。结果恰恰相反，促进了清政府的迅速崩溃。既往学术界对于预备立宪与清朝覆亡关系的研究, 宏论迭出, 见仁见智。(1)然就史实发掘解读而言, 仍有不少可拓展的空间。在清末官制改革酝酿以及仿行宪政的不同阶段, 对于改革的基础、条件和推行方式, 朝野舆论多有分析论列和正式建言, 亦有对相关决策及做法进行批评, 甚至预警。其中固然夹杂着某些反对新政的陈词异调, 却也不乏对20世纪初年国情民意的洞见, 并涉及体制内改革及移植域外政制不容忽略的若干问题, 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 一、 立宪与商政之争 1905年9月,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最终获胜。中国朝野上下感受到了甲午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 将这一结果视为立宪政体对君主专制的压倒性胜利,(1)从而直接导致清末新政的重大转折, 即由前期编练新军、倡办实业、派留学、兴学堂为主, 转向后期以变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筹备立宪为重心。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显示出清政府为挽救危亡而不惜改变祖制成法的决心。 在立宪救国呼声不断高涨的时势推动下, 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未能改变清廷坚持派五大臣出洋的计划。不过, 时论对于中国仿行立宪是否适宜, 却不乏质疑之声。1905年《东方杂志》刊载署名“榖生”的文章, 提出若“以因果常例论之, 国家政体, 必胎于个人教育, 政体之文野, 视个人之程度而定。…… (欧美) 政体虽殊, 而其为教育之结果, 则无可疑”。此时朝野上下强烈呼吁“定国是”, 期待“立宪而后中国可兴”, 乃罔顾国情、头脑发热之举, 断言“其说之必不能行, 即行矣, 亦必不能奏效”。一言以蔽之, 作者认为其时中国尚未具备仿行立宪的基础, 勉强实行, 结果势必事与愿违。仿行宪政需要具备基础和条件。与一般以为立宪为强盛必由之路的认识不同, 榖生强调中国只有在强盛后才可以立宪, 应以十年之期, 藉专制之力, 强制推行教育、官制、工矿等强国措施, 奠定立宪的基础, 否则即为“缓急失宜、后先倒置”。“试问今之国民, 有立宪资格者, 能有几人?无立宪国民, 又将谁与立宪?夫教育本为缓剂, 成功最晚, 而又以今之放任主义行于其间, 不及百年, 而吾国已墟矣。世人不察, 徒诟厉专制之政教, 欲举一切蹂躏之, 盖亦炫于立宪之美名, 而不知所处耳, 乌可得哉!乌可得哉!” 至少在时人看来, 立宪与强盛孰为因果的论争并非毫无意义。无独有偶, 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立宪政体的基础和条件者在国外亦不乏其人, 有人还直接向考察政治大臣进言忠告。1906年戴鸿慈等五大臣赴俄, 会见俄国前首相维特 (witte) , 询问其对于中国仿行立宪的意见。维特认为应先从制定法律入手, 且务必延请中西法律专家认真研究, 权衡利弊。确定律法后, 君臣民众均要遵守, 然后才能将立宪提上日程, 这一过程大约需要50年时间进行准备。因为“欲速不能, 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 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 则有暴动之举”。值得注意的是, 戴鸿慈虽赞赏维特的政治智慧与经验, 认为“语多罕譬, 颇切事情”, 但对其意味深长的警示却不以为然:“余惟中国今日之事, 方如解悬, 大势所趋, 岂如雍容作河清之俟?准备之功, 万不能少, 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所谓知行并进者, 乃今日确一不移之办法也。”戴鸿慈之所以对维特所说50年的准备时限嗤之以鼻, 顾不上从容思考官制改革触动固有体制与既得利益可能带来的矛盾与问题, 根本的判断即在于国运已悬于一线, 不能按部就班。不惟戴鸿慈, 日俄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不少人对政体改革均感到时不我待, 以致相对忽略了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的危险。与维特类似的意见, 亦出自被国人奉为革新楷模的日本人之口。1906年, 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为《外交时报》撰文《清国立宪之危机》, 批评中国朝野上下急功近利的浮躁, 指清廷的预备立宪计划, “犹欲由平地而跻层楼, 不免有躐等躁进之观也”。所做改制选择, 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清国见立宪之国多致富强, 以为立宪即可希冀富强, ……清国见日本之国势日益加盛, 以为悉属立宪之赐, 清国一立宪遂足以一跃而跻于日本之上”。其实“日本非因立宪而遂致富强, 立宪之外, 更有致富强之种种原因”。而中国尚不具备立宪所需的基础, 不仅极为缺乏在野的政治家, 表达民意的机构与制度亦未健全, 选举制度更不完善, 具备被选举资格者, 多为退职的旧式官吏与无相应政治知识的富商土豪。由于内忧外患交织, 清廷极其虚弱, 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希望参与决策的清廷枢要能读其文章, 知晓利害, “而以立宪之计划延之百年之后, 实清国获消极的幸福之一道也”。时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的江瀚阅读此文后, 命其子翻译后转交军机大臣瞿鸿禨。 晚清社会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