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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水稻遗存的考古学观察 未来水稻驯化方向 近年来，中国早期的水稻遗迹新发现引发了关于东亚种植水稻的起源的讨论。关于水稻驯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发生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这一重要的环节。最近傅稻镰等对迄今在长江和淮河流域一系列早期聚落中的栽培稻与野生稻的鉴定工作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一个关于野生稻的采食与水稻驯化起始时间的新理论。他们的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1)在东亚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研究者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将水稻的驯化看成是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现象,而野生食物的采集却被忽视了。(2)在长江下游地区,上山和跨湖桥遗址的水稻遗存都是采集的野生稻,河姆渡的水稻是栽培的野生稻,在跨湖桥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似籼稻的稻粒为未成熟的野生稻,遗址中大量未成熟的稻粒的存在反映了野生稻的采集行为。(3)在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发现的小粒稻米属于一种野生型,与后来的栽培稻并无关系。(4)完全分化的栽培稻出现在大约4000BC,这主要是根据淮河下游的龙虬庄遗址中出土稻米在粒型大小上出现的明显变化①。下文我们将一一讨论这些观点。 本文首先概述以往学者研究水稻驯化过程的主要论点和证据。然后我们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长江中下游水稻驯化起始的时间;在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贾湖遗址早期栽培稻出现的可能性;以及龙虬庄遗址稻粒大小出现变化的意义。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数据规格的不统一会给分析带来困难。以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通常只提供谷粒大小的平均值和变化范围,而我们自己的数据则包括了每个稻粒个体的测量值。因此我们使用了两种方法来说明粒型大小及其变化范围。对于谷粒总体大小的计算,我们只采用所测样品的个体粒长乘以粒宽的值来表示,不使用已发表的长宽范围值;而对于粒型,通常用长宽比的形式表示,我们既使用所测的个体数值,也使用已发表的范围值。表一提供了文中讨论所依据的稻米遗存的测量数据和样品量,图一显示了主要遗址的地理位置。 渔猎、种植与水稻的关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有不少文章强调长江流域野生稻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重要性②。张光直特别提到了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的先民除了栽培水稻外,同时也是获取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采集渔猎者③。跨湖桥、河姆渡、八十垱和贾湖等发掘报告也都清楚地提到在这些水泽地区遗址出土的丰富野生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采集渔猎生业模式占有的重要地位④。张恒等根据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9000-8000cal.BP)大量储藏坑的发现,丰富的石磨盘、磨石的出土,及动植物遗存的发现推断采集狩猎是小黄山先民主要食物来源,同时也已利用水稻⑤。 不少学者对长江中游地区的野生植物的利用也进行过讨论。例如,克劳福德(Crawford)和沈辰提出在八十垱和河姆渡遗址,先民广泛利用水生植物,而不仅仅局限于水稻的种植⑥。赵志军根据吊桶环洞穴遗址植硅石的研究提出了在晚更新世(12/11,000BP)已经出现了野生稻的采集,随后在10000-8000BP,是早期水稻种植与野生稻采集共存的混合生业模式,大约在7000BP时栽培稻已占主要地位⑦。张文绪根据古稻植硅石的微型态特征,认为在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存在着一个水稻种植的原始阶段⑧。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人类骨骼的同位素分析结果也说明在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的过渡阶段存在着对水稻的利用,尽管骨骼的年代可能比估计的要晚⑨。 山地过程的农艺性状是稻粒的生长过程和目 按照傅稻镰等人的说法,东亚学者在过去的研究中把所发现的水稻都认为是驯化的并把它们同农业相提并论⑩,这不免是夸大其辞。张居中等曾强调水稻的驯化是从集约采集,人工选择特殊种,到完全驯化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历史上这一过程还可能重复过多次?。克劳福德和沈辰也告诫过,在无法确定栽培型小穗轴(保留有折断的小枝梗残部)存在的情况下,如八十垱的水稻样品,要判断水稻遗存是野生或是栽培是很困难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水稻的驯化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因此早期种植的水稻在形态学上可能表现得既不像完全的野生稻,也不像是完全驯化的栽培稻,驯化的程度由人类对水稻生长周期干预行为的程度决定。我们不仅要问“早于4000BC的水稻遗存是否都是野生的?”还要通过反映在考古学记录上的信息,探寻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的水稻到底有多少人类干预的成分在内。 上山(大约11000-8600 cal.BP):在浙江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和红烧土中发现的炭化稻壳和叶片,是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根据对上山水稻遗存植硅石特征和稻谷形态大小的研究,郑云飞等指出陶片中绝大部分的植物掺合料是稻粒脱壳后留下的糠壳,也有部分的茎杆?。稻壳和稻叶的同时存在说明了水稻极有可能是使用刀具带稻杆收割的,而不是像有些民族志材料记录的将稻粒敲打落至盛器中的方法。上山出土的一些石刀石镰有可能是收割的工具(图二,A),尽管还需要进行微痕分析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