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与立储之争《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与乾隆帝之立储思想.docxVIP

立储与立储之争《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与乾隆帝之立储思想 乾隆年间，《乾隆御集金鉴》（以下简称金鉴）以史为鉴，批判了传统的领养儿童原则，制定了家庭秘密建设法，促进了清代皇室继承制度的发展，在清代官方史料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书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但是对它进行专门介绍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就其成书背景、编纂动机、主要内容以及重要价值诸问题进行探讨。 一 乾隆帝的秘密立储问题 清王朝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先后实行过四种不同的皇位继承制度, 即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储制和懿旨确立嗣君制。 (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学苑出版社2001年, 第12页) 乾隆皇帝是清代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者。乾隆一生进行过两次正式的秘密建储。第一次在乾隆元年 (1736) 七月, 密定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二子、年近七岁的永琏为皇储, 两年后, 永琏病故。第二次在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冬, 暗定皇十五子、14岁的永琰为皇储, 即后来的嘉庆帝。 (参见朱诚如《乾隆建储与训政述评》,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既然乾隆帝已经于乾隆元年和三十八年进行了两次秘密建储, 为何要在许多年后的乾隆四十八年才修撰《金鉴》呢?立储问题的公开化迫使乾隆皇帝对舆论作出回应使然。 立储问题一直被乾隆帝视为家事, 反对外人干预, 乾隆十三年有旨, “今满洲大臣内, 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 彼即系离间父子, 惑乱国家之人, 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汉大臣官员内, 或有舍死务名之人, 谓国家不可无皇太子以为表率, 饰忠具奏者, 彼不过意存尝试, 朕即照此办理”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 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中华书局1985年) 。因而立储问题并未引起舆论太多的关注。 立储问题的公开化始于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在此之前, 乾隆帝没有把秘密建储的事对外宣布, 大部分臣民并不知道皇帝已经秘密建储。这年九月, 在乾隆帝第三次赴盛京谒陵的归途中, 锦县生员金从善上言“建储立后, 纳谏施德”, 认为乾隆帝迟迟不建储君, 是“以不正之运自待”。 (《清史稿·高宗本纪五》, 中华书局1977年, 第512页) 其实金从善所说是符合常理的, 此时乾隆帝已经68岁, 如果此时还没建储, 万一身体出现意外, 对清朝的皇位继承并不是好事。但出于反对外人干预皇家家事和反对公开建储的意图, 金从善被以忤旨论斩, 成为立储问题的牺牲品。统治经验丰富的乾隆帝敏锐地意识到, 金从善的想法在臣民中具有普遍性, 因而连发两道谕旨, 阐明建储问题, 宣布已经实施秘密建储, 晓喻天下臣民, 使中外咸知。“总之, 不可不立储, 而尤不可显立储, 最为良法美意, 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六,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卷一○六七,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确主张秘密建储, 反对公开立储。 (参见杨珍《论清朝的储权》, 《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金从善事件将建储问题由皇家家事上升为国家伦理问题, 使嫡长建储的儒家观念与秘密建储家法的冲突公开化。在此之前, 建储是皇家自己的事务, 外人很难干预。但是, 随着儒家经典和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 皇家贵族汉化程度越来越高, 家法与国体的冲突难以避免。康熙帝的公开建储和乾隆帝的第一次秘密立嫡为储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满族传统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两位帝王都感觉到儒家立储制度在现实中并不可行, 最终乾隆帝选择了秘密立储的方式。秘密立储是新生事物, 在社会舆论的经验之外, 与儒家嫡长子建储原则矛盾, 建储问题逐渐发展为皇权制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秘密建储必须应对儒家传统的挑战。 编撰《金鉴》的直接动机是乾隆帝意识到很多大臣对秘密建储认识不足, 需要以史为鉴提高认识。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乾隆帝审阅馆臣所撰《历代职官表》时, 发现有关詹事府机构的按语内有“我国家万年垂统, 家法相承, 不事建储立册”等语。他认为, 馆臣虽然依据“建储一事断不可行”的圣旨在按语中特别强调家法, “其实书生拘迂之见, 岂能深计及此”,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卷首上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只是违心地迎合圣谕, 并不能真正领会秘密建储深刻的政治用心;而且馆臣们的断章取义, 可能造成后人对自己的误解, 这对于很在意后人评价的乾隆帝当然是不愿接受的。他觉得需要就立储问题给世人一个完整的解释, 澄清自己秘密建储的良苦用心, 于是在十几天后的十月十九日下谕旨: 朕历览前代建储诸弊, 及我朝家法相承, 于立储一事之不可行已明, 降谕旨宣示中外。至史册所载, 因建立储贰致酿事端者, 不可枚举, 自当勒成一书, 以昭殷鉴。着诸皇子等同军机大臣及上书房总师傅等, 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 有关鉴戒者, 采辑成书, 陆续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