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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与联系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1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内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粮食、德国南部的香蕉镇、第三意大利的改善运动引发了包括经济、社会学、行政、地理学等领域的科学家的关注。大量对于硅谷等“新产业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这些区域的内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风险投资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基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互动十分频繁,在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同时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区域支持其内部行为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已经成为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技术区”(technology districts)、“技术极”(technopoles)、“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学习型区域”(learning regions)等一系列概念被用来描述那些能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的区域,而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英国的“赛车运动谷”、台湾的“新竹产业园”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创新的空间”的存在。 与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以经济活动的“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在考察区域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经济地理学者往往关注的是这些成功的创新区域的空间性(spatiality)以及这些区域背后的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context),试图回答为什么创新发生在这些特定的区域和地方。正如英国经济学家A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的那样,在他所提出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内部,“知识和技术好像在空气中一样(in the air)”。在Marshall的“产业区”理论的影响下,大量经济地理学的文献都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去解释这些成功的创新区域背后的形成机制。 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经济地理学的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以及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如何嵌入(embeddedness)到这些制度中的。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政策、条文、法规以及组织机构的设立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区域特定的社会资本、习俗、惯例与价值观等制度环境;第二,从关系的视角去探讨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外部间的基于创新活动的互动与联系,这种互动和联系既包括基于合同的正式联系,如战略联盟、合资、技术授权等,也包括没有正式合同的非正式联系,如人员流动、企业衍生等。正是这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的存在,使得技术与知识在区域内企业间、区域内企业与外部之间得到扩散与流动,形成企业之间的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s)。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正好对应于近20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倡导的“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与“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 相对于制度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的学者偏好以正式的制度和联系为研究对象,社会学与经济地理学者实际更加关注非正式的制度和联系。对于这种制度和联系的非正式属性的探讨,社会学和组织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有所涉及,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经济地理学者并不看重他们称之为“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非贸易相互依赖”(untradad interdependencies)、“习俗惯例”(convention)的非正式属性,而未对这种非正式属性深入探讨。本文目的就是重新挖掘并梳理经济地理学在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明确经济地理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2 组织结构非规制的原因主要在于组织的互动与联系 首先必须指出,这种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联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区域创新过程中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因素,因为很多非正式联系的产生都是以非正式制度为背景的,而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最初又来源于不断重复的社会个体与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事实上现在经济地理学很多理论如GREMI小组提出的“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理论,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的。 2.1 创新环境的概念 “创新环境”这一概念是由以Aydalot、Camagni、Crevoisier等为代表的法国、意大利、瑞士区域经济家组成的GREMI小组提出来的,因此这一学术流派也被称作创新环境学派。该学派将“环境”(milieu)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并认为这种区域层面上的“创新环境”是一些区域比另外一些区域创新活动更为活跃的原因。在对创新环境这一具体概念的认识上,该学派内部存在一些分歧。一些学者将创新环境描述成导致技术创新的区域制度、规则和背景条件,类似于美国经济社会学家Granvotter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