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社区融入的实践策略与理论模式.docxVIP

中国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社区融入的实践策略与理论模式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家庭搬到城市，寻找非农业就业。此外，移民的社会资本不足，城市管理和服务面临着新的挑战。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公共政策逐步向着有利于农民工的方面发展,中央政府与地方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行动,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促进平等就业。然而,依靠市场的功能,并不能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经济的整合也不意味着广泛的社会整合。如何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依托社区实现社会资本的转移、积累和发展,使农民工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权利?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解决。本研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社区实务工作研究,探讨乡-城移民1(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在实务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理论模式,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与思考。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所言的migrant(异地移居者; [到处流动寻找工作的]流动工人; 农业季节工人。 有时还指已经进入本国且在某地居住的外国移民的境内再移居的行动者)的特征与规律。 基于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相呼应的考虑, 笔者选择用一个淡化“农民工”这一概念中所隐含的“农民的”、“农村的”、“土的”、“乡下的”等鄙视性的、身份歧视性的负面效应,2且能够与国际上通用的migrant概念相对应的“乡-城移民”(rural-urban migrant)(或简称移民)的概念,来论述当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migrant研究的范畴与背景下进行探讨,以利于与国际经验的比较、借鉴和交流。 一、 提出问题 (一) “农民工”在城市社区住居期长 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需求是研究的出发点。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过程中,移出者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统计结果显示,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3亿人,每年新增人数约在600万～800万人之间(郑功成,2006:421)。而且大多数农民工不同于早期的临时性季节性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越来越趋向于长期居留在城市社区。2006年全国五大城市调查3表明,“农民工”(乡-城移民)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平均为61个月(5年多),而稳定在一个城市的时间均值也长达47个月(将近4年)。随着移民们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长,依靠家乡和老乡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将随之减弱(Li,2006)。不管是已有的城乡差距,还是作为城市新移入者的居民的特定需求,这些乡-城移民已成为城市中最脆弱的群体,缺乏可及的社会服务,社会资本缺乏,社区参与不足。2006年由南开大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进行的五城市调查表明,54.9%的“农民工”从来不参与社区组织的会议或活动,31.4%的“农民工”不知道相关信息,而回答“经常参加”、“有时参加”和“很少参加”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只有1.1%、4.5%和6.5%。由此可知,社会融入已成为改善“农民工”(乡-城移民)城市生活的现实需求。 (二) 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 近年来,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的政策与行动策略,主要关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融入与基本权益的维护。然而,随着“农民工”社会平等诉求愿望的不断增强,经济整合需要向着广泛的社会整合拓展。政府开始重视城市社区在“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中的关键作用,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4,提出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的政策建议,在第三十八项中明确指出:“发挥社区管理服务的重要作用。要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文件表明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从早期保障基本的就业权利开始向社会生活方面拓展,从体制融入向社会融合层面深入,成为推动乡-城移民的社区融入研究的重要政策导向与行动指南。 (三) 社区组织功能单一 一些当地城市职能管理部门与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地回应乡-城移民的社区融入需要。前面提到的南开大学五城市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79.3%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向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求助过,而回答“经常求助”、“有时求助”和“很少求助”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只有0.8%、6.7%和12.4%;相反,在关于是否获得所在社区组织帮助的问题上,有43.2%的农民工回答“几乎没有获得过社区组织的帮助”,而回答“经常获得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