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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整体性与渐进主义的选择 11 整体改革不能局限于市场 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上，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常务董事周晓川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全球改革和“巴勒斯坦的共同进步”。过去30多年的改革, 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改革要尽可能给全体居民带来更大的福利, 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 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 他认为, 中国改革具有整体性, 是系统性的重构。为了平稳、有效地推进改革, 应坚持整体改革的认识框架, 分清改革的先后次序, 走渐进主义和上下结合的路径, 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因改革而受益, 从而积聚改革的动能。 既然改革是整体性的转变, 就会涉及哪件事该先做, 哪件事可后做。究竟怎么做?周小川认为, 改革应尽可能平稳进行, 同时更要取得实效, 并给大众带来福利。尽管现实中最优次序很难论证和设计。但是, 开放的讨论可让改革避免“最差的次序”。 在他看来, “整体改革理论”强调, 从集中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一种整体的转变, 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 还要求法律体系、社会体系的重构。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 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概括了“整体改革”的思想。 周小川强调, 中国在改革中, 应在动态中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让改革在步骤上尽可能给全体居民带来更大的福利, 改一部分就获得一部分收益, 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改革的好处。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改革的动能, 获得各阶层对改革的支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与之恰成对照的是,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一些改革, 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 甚至导致GDP的下降, 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 民众因此对开放有很多抵触。 周小川认为, 既坚决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又坚持渐进主义,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主义的路径, 根源有三: 首先, 在改革中, 一般民众和经济学家, 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 无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 还是对新体制的研究、理解和过渡, 都有一个认识和思维转变的过程, 思维的转变非常重要, 不可急于求成。 其次, 渐进主义改革有时也比较快。比如, 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 实际上中国改革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与某些“休克疗法”相比, 表面上中国似乎没有那么快, 但实际上改革实现的经济效益相当大。 第三, 改革必须处理配套关系。中国在近20年中, 一直强调要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的相互关系。如果这个相互配合关系处理不好, 代价就会比较高, 收益会比较小, 同时改革也难以获得人民更多的支持。 周小川认为, 就整体改革而言, 中国还有一个基本经验, 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 他认为, 从有些改革的内容看, 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1993年市场经济50条、1994年外汇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 还有后来的加入WTO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 都有“整体设计、自上而下”的特点。 但同时, 中国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和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比如政府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80年代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等。 在周小川看来, 中国是在大国竞争中推动改革开放, 有些地方会敢于冒一定风险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 表现出局部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 应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11 “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2010) 颁给了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整体改革理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是“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作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2010) 的获奖人, 他们决定把50万元的奖金捐给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